《颜渊篇》有子贡问孔子:“足食,足兵,民信”这三项,如果万不得已,该先去掉哪一样?孔子说,首先可以“去兵”,其次可以“去食”,绝对不能丢弃“民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怎样理解“民无信不立”呢?南怀瑾《论语别裁》的解释是:“唯有一个政治大原则中的‘信’,必须坚守,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坚定,然后才能产生力量。”
这句话的重点在于统治者必须让老百姓觉得他们讲诚信,说话算数。如果统治者不讲信用,背叛诺言,朝令夕改,失信于民,老百姓决不会傻乎乎地跟着走。
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中华民族是个讲求诚信的民族。“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的话念叨了几千年。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唤诚信,正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诚信缺失的状态。假数字、假政绩,、假折扣、假商品,借钱赖账不还,这类同诚信相去甚远、严重对立之事时有发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与诚信相去十万八千里的事情,如果说全是上世纪60年代那场反诚信大劫难的后遗症可能未必准确。反诚信之人古今有之,从刘邦、朱元璋直至今天反诚信的人,无不充满鲁迅先生称之为“水浒气”的流氓味。刘邦最不得人心的劣迹是翻脸不认人,把替他打江山的韩信、彭越等功臣杀掉,就连萧何、樊哙都差一点被他干掉。而朱元璋则“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杀之”。
“文革”时期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引导对方犯错误等等,于是诚信危机愈甚。上下之间,人际之间失去信任。
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动荡,尤其是“文革”,中国人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诚信。潜藏在对于“文革”后果各种反映后面的是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时间、真理和生命的失落,诚信和尊严的失落。所以反诚信之人绝不会销声匿迹。
一个人的信誉当然要靠自己去树立,但如果全凭自觉,恐怕很难人人都能独善其身。有的人可能是越来越放纵。一味强调自觉,只能说明社会还不成熟,还太弱。要解决诚信问题就得动真格的。
据说,在新加坡机场,那些曾经在新加坡有过劣迹的人只要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就别想再踏上新加坡的国土,因为他从前的劣行都被记录在案,随时可以被有关部门查到。
一个社会只有在不但靠舆论和教化,而且有能力和制度惩治那些不讲诚信的人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和谐社会靠诚信支撑,诚信靠舆论和教化特别是制度来树立。我们呼唤诚信,更呼唤树立诚信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