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网友评论： 0 条1955年钱学森归国时，我还是一名小学生。后来常听老师说起“三钱”的故事（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学森的业绩和情怀令同学们非常敬佩。在我梦想当科学家的中学时代，钱学森与华罗庚是我心目中两位超级偶像。1962年高考报名时期，华罗庚给各地高中毕业生的多场巡回演讲，吸引了不少怀揣科学梦想的中学生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也有幸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
8月底报名入学时，认识了与我同乘22次列车赴京又同班的苏州高中考生查传康，二人在寝室里一番交谈后，约定下午到学校办公楼看看心中的偶像钱学森先生与华罗庚先生。
我们二人蹑手蹑脚进入大楼二层，走廊里空寂无人，我们轻步前行，突然看到一个房间门上有校长办公室标记，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从半掩的房门中窥视到坐在窗前书桌旁，边抽烟边看书戴眼镜的长者，定神一看，不禁一怔，这不是我们一直心仪的科学偶像华罗庚先生吗？不料我俩的说话声惊动了华先生，抬头见到我俩后，有些跛足的华先生，一脚高一脚低地向房门走来。幼稚的我们俩，惊恐得立即转身跑到楼梯口，反身向后看时，见站在房门口的华先生也正向我们张望。虽是幼稚匆忙的一瞥，却是我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回宿舍的路上，我们既兴奋又遗憾，遗憾的是未能见着另一位心中的偶像钱学森先生。
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位于北京，中国科学院京区百分之六十的科学家到学校任教，钱学森与华罗庚之外，还有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赵九章，杰出数学家吴文俊、冯康，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等。学科专业围绕“两弹一星”而设置，实行全院办学（指中国科学院），所系结合的办学理念，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任校长，研究所所长兼任系主任，实行基础厚实、理工结合的培养方针。学生的学习生活非常紧张，一方面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要求很高，有“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校训，作为首都民兵师的一支，学生经常参加军训，要组成国庆节首都民兵师游行队伍中的无后阻力炮方阵；另一方面，虽是5年学制，学业要求比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六年学制。加上一流科学家非凡的学科专业水平和高标准严要求，当年中学里顶尖的优等生，大多尝到了世界一流大学里流行的名校生之失落感。 德智体如何协调发展？红与专如何相互促进？学业上如何摆脱眼高手低的状况？是绝大多数学生面临的紧迫课题。
1963年秋高气爽的一天，钱学森先生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礼堂，对翘首以盼的学生们演讲。容纳千人的礼堂席无虚座，许多人带了笔记本边听边记。62年过去，钱先生演讲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令我铭记不忘的精彩内容也至今记忆犹新。
一是要苦练基本功。钱先生说：大家想献身科技领域当科学家，为祖国做贡献，就要先打好基础，十年磨一剑。在校五年要全力以赴，潜心学习钻研，不能谈恋爱，不仅在校5年如此，毕业后5年仍然不能放松，仍是基本功训练的关键时期，最好也不要谈恋爱，我到36岁才结婚，一点也不觉得晚。
这是钱先生的经验之谈和切身体会。后来知道，钱先生求学期间曾3次学习高等数学：高中已学微积分，大学进一步深入学习掌握，出国读研究生时又学习数理方程、群论等数学方法。扎实的数学功力使钱先生与力学大师冯•卡门导师的配合相得益彰，互相成就。钱先生的博士论文精彩绝伦，一举站到科学前沿，获得航空与应用数学两个博士学位。论文提出的“冯•卡门——钱学森公式”，不仅树立空气动力学史上一座里程碑，而且成为设计制造先进航空器的计算方法。钱先生一生七次成功转换专业方向，其中包括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水力学等钱学森主导开拓的新方向。到晚年仍对许多科技前沿进展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与独特的领悟力，无不是其青少年时代深厚扎实的训练与超强基本功的丰厚回报。
二是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指导科学研究。钱先生的演讲，非常关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指出科技工作者不仅要重视科学研究的进展和成果，而且要善于总结科学研究的经验，并将经验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和哲学认识论的水平。并说自己曾在美国总结了一些科学研究经验，回国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后，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现自己在美国总结的科学研究经验，全都包含在其中，而且比我的总结高明得多。钱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在座的同学，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即辩证唯物主义，并用以指导科学研究。后来阅读钱先生文集，果然处处充满唯物辩证法的辉光。
钱先生现身说法倡导科技工作者学习唯物辩证法，对我人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从专业训练方面来说，使我认识到作为世界级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科学基本功的扎实和非凡的科学才华，而且还源于哲学认识论的滋养，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对科技创新与哲学关系的认识的提升，甚至改变了我的学科专业方向。后来我转行从事科技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认识到钱学森以及李四光、竺可桢、钱三强、苏步青等一代杰出科学前辈，几乎全部都以唯物辩证法指导科学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科技哲学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思想文化宝库。若干年前，我在研究中外杰出科学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哲学思维：无形而巨大的科学创新动力》一文，并发表于《哲学研究》。
三是钱先生演讲中的民族自信与自豪感，深深感染了在场的青年学子。中国科学技术在经历古代千年辉煌后，于近现代阶段曾长期落后于西方。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大量涌入的局面，使许多国人心生自卑，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谬论。钱学森先生于中国科技全面落后的条件下，在力学领域异军突起，跻身前沿，引领世界学术潮流，一方面推动了人类科技的进步，促进了经济与军事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极大提升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力，成为震惊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支响箭。钱先生充满自豪与民族自信的精神风貌，贯穿了整场演讲，对台下看惯了自然科学教材与专著上西方科学家肖像的年轻大学生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若干年后，不少年轻听众在科技领域大展宏图，当有钱学森不朽业绩与精神品格的独特影响。
听完钱先生热情洋溢、高屋建瓴的演讲，如在雾中摸索的我豁然开朗，内心的焦虑和疑惑顿时消解大半，我从此懂得科学之路绝不可能一步登天，而是其路漫漫的马拉松；我也明白了思想政治修养与专业学习并不矛盾，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二者一个极好的结合点。我还高兴地知道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毫不逊色于西方科学家。听完演讲，我似乎从精神上得到神助，开始成熟起来。
复旦大学1981届研究生毕业照——朱亚宗（四排右五）
1981年初夏，我将要从复旦大学科技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在走向新的工作岗位之际，又有幸得到钱学森先生的亲切教诲。
因为是改革开放后首届毕业研究生，所学又是新兴的需求旺盛的学科专业，可以选择的地点与高校非常多，北京、上海、南京不少单位皆可以去，我却选中了组建不久，位于长沙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虽然学校和地点在当时均非热门，但因是军校，很担心能否被接纳。我想到了求助钱学森先生，他当时兼职于国防科工委，是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主管部门。于是我冒昧写信给钱先生，并附上刚发表于复旦大学学报的一篇论文。
朱亚宗与钱学森先生书信原件
过了两个星期，我喜出望外地收到钱先生的亲笔回信，展信拜读，喜忧交加：喜的是钱先生热情洋溢地鼓励我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并说“很高兴能认得您这样一位年不到四十岁的有志于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忧的是钱先生只字未提能否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工作。此外，钱先生信中的一句话也引发我深深地思考：对西方的学者不要那样“敬畏”。当时国内科技哲学界受大量引入的西方科学哲学著作及其作者的影响，我自然也不能例外，在寄钱先生的论文中也多次引用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观点，并习惯在作者名字之前冠以“著名”“杰出”等赞语，我习于这样的文化潮流而不自知。但在博大精深而富于民族自信自豪的钱学森看来就有一些刺眼，所以在回信中提醒我不要那样敬畏西方科技哲学学者，并一如既往地倡导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研究工作。四十多年来，钱先生的谆谆教诲始终警醒和激励着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将其精神传授给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学子。
令我感激不尽的是因为钱先生的推荐，我于1981年入职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到中年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校一名教员。
钱先生对我的第三次教诲，是关于高素质人才培养的独到见解，使我茅塞顿开，认识到研究生课程教学和方向与具体路径。与前两次直接的教诲不同，这是一次间接的教诲。
1983年，是我到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当教员的第三年，我担任了硕士研究生的《自然辩证法》与博士生的《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研究生们求知欲望强烈，学习认真刻苦，也非常喜爱这两门课程，一些富于学术理想的研究生，还经常与我探讨如何提升综合素质与专业能力的问题。其实我对这一问题也缺乏深刻真切的见解，只能列举中外杰出科学家成长的案例来引导学生。我自己无法用一根理性的线索将这些零散的个案串成简明的逻辑结构。正在此时，传达了钱学森关于研究生业务素质培养的一次讲话。钱先生指出，一名优秀的毕业研究生，应该具备写好三篇文章的能力：一是专业论文，反映学术水平；二是自然辩证法论文，可检验哲学思维能力；三是科普文章，需兼备知识的广博和写作的才能。如果上述三篇文章都能写好，必定是一名业务素质优秀的研究生，毕业后的业务适应能力和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钱先生关于优秀研究生业务标准的简明精辟的见解，使我豁然开朗，于是立即将这样的目标落实于教学工作之中。我与刘建统教员一起商议了一个课程考试办法，变惯常的闭卷考试为论文考核，撰写《自然辩证法》课程论文的程序是每一位研究生与专业导师商定一个论文题目及大纲，必须兼顾专业与自然辩证法两个方面，然后再与自然辩证法老师最后确认。
这样做虽然增加了教师与学员的工作量，但同学们的热情很高，高度调动了他们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实行这样的考试办法后，许多研究生写出了相当出色的课程论文，有的研究生将本来相互割立的三者——学科专业、哲学思维与写作能力——融于一文，令人惊赞。
朱亚宗所获部分教学荣誉
记得有一位研究生的论文，完全可以与我兼职的省级刊物《自然信息》的一般作者的文章水平相媲美，于是我推荐他的论文到该刊正式发表。数年后，优秀论文积累较多时，曾编辑过优秀论文集。十数年后回顾，入选优秀论文的作者，大多工作成绩斐然，足证钱先生见解之高明。钱学森先生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教育大师。
钱学森先生作为伟大的科学家、非凡的国防科技战略帅才与杰出的教育大师,无愧是中国科技教育界与思想文化领域一颗头等光辉的巨星。我有幸在钱先生参与创办的两所名校读书工作数十年，钱先生的思想精神与知识才华，通过直接间接的教诲，对我从一位幼稚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军校教师，有不可替代的重大影响。
值此41个教师节与钱先生归国70周年之际，我不禁又一次深切缅怀钱学森先生，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当年所给予的巨大恩惠，我始终怀抱感激之情，将继续以钱先生不朽的业绩、人格与精神继续激励自己不断勤勉努力。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传播钱先生的成才历程、研究方法与哲学思想。在此谨赋七绝一首，献给远去的钱学森先生：
曾为幼树弱枝轻，幸遇名师付匠心。
终是微材无以报，潜心一志作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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