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经历的天津解放(峥嵘岁月)

　　1948年底，平津战役开始以后，家中长辈们也多买些粮食、食品等做储备之用。学校停课，我从大学回到家中居住。随着战火的逼近，国民党守军仍在做垂死挣扎。1949年新年刚过，某日，突然有七八个国民党军官模样的人闯进我家，命令给他们腾房居住。住在前楼的四叔师绣璋(协和医院博士生，天津协联诊疗所主任，后历任天津传染病医院院长，北京广安门医院院长)一家只好搬出住在四婶的娘家。四婶的父亲薛秉琛当年是东莱银行经理，有家属住房(即现在和平路市科委大楼)。这些军官蜗居在前楼内不敢外出，每天还要我家厨师去送饭，索要生活用品等。

　　1月14日夜，解放军发起攻打天津的炮声隆隆，有人传说把中原公司大楼上的尖顶部已经击中了，眼看就要进军到市内了。我父亲师子光(原美国RCA胜利公司华北总经理)和五叔嘱咐各兄弟、弟媳们缝一条宽布袋缠在腰上，把贵重物品装进去，以防被匪军抢走。我们刚吃完晚饭，前楼一群国民党军官听到炮声惊慌失措地在前楼、后楼乱窜，要各家给他们提供便衣，以便化装后好逃跑。那时正好是寒冬，他们蛮横地要了各家的皮袍、棉衣裤、棉鞋、棉帽，连四叔还没来得及做好的西服毛料等都卷了几个大包袱。之后还向我父亲及叔辈们提出：“如果‘八路’来了，问我们是谁，你们必须说是从外乡来的表亲。”后来孙辈们听了都笑起来说：“谁认得你们这些表亲呀!”

　　15日清晨，父亲和五叔把全家老小都集合在小院的两层楼中，为防意外，谁也不许出门。这时，前楼的国民党军官们坐不住了，他们换上便服后把前院的木门、铁门都打开了，想伺机逃跑。就在这时，一股国民党败兵从金汤桥方向被解放军追击一直往市内逃跑，见我家大门敞开，一窝蜂似的拥进来，每人扛着冲锋枪，有的脖子缠着的白毛巾上沾有血迹。他们畅行无阻地直冲进后院内。父亲、五叔和我大哥先挡住家属们不能被伤害，然后面对匪兵们问要干什么?匪兵们嘶喊着：“老子为你们打‘八路’，流血牺牲，你们还不孝敬孝敬我们，把金银首饰都拿出来!”看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父亲为了避免家属受到伤害，只好应付他们，然后让叔婶们拿出些金戒指、金链子等首饰交给他们。我看见有一个匪兵手指上戴着一串串金戒指。不料，站在前面的两个匪兵嫌少，怒吼道：“你们舍不得给，老子枪毙了你们。”说着就把枪口直捣在父亲和五叔的胸前。我们在屋中透过玻璃窗都看傻了。眼看要发生流血惨案，忽然又从大铁门外闯进一股残匪，他们呼喊小院里这几个凶神，催促说：“快跑、快跑，‘八路’在后面追上来了。”这几个匪兵赶快扛着机枪转身逃跑了。

　　时隔不久，解放军完成了对天津郊外战场的主攻任务，逐渐打下敌军据点。有一部分指战员循着罗斯福路(今和平路)一直向市区扩展追敌，分别在东莱银行等大建筑中进驻。四叔是我家第一位亲眼看到解放军的人。他一面赶快找到两位排长告知，在我家还有“国军”躲藏着。一面还用他岳父的电话马上给我父亲打个电话，告知解放军快到咱家了。于是一位排长带领一个排的战士跑步前进，很快找到我家。先到前楼搜索，寂静无人，当侦察到这些国民党军官已经躲在地窨子时，就向他们喊话，命令：“投降，缴枪不杀!”可是这些残匪负隅顽抗，不肯出来。于是解放军在院内架起数挺机关枪，直向地下室射击。我们全家挤在小楼内只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和打碎玻璃声，就像亲临战场一样，谁也不敢吭声。大约十几分钟以后，枪声停了，原来是躲在地窨子的国民党军，一个个已换好便衣，装成老百姓模样举手爬出来投降。他们把军服和手枪都扔在地窨子的水中了(后来派人都打捞上来了)。

　　解放军把他们押送到马路对面、原英国球场的围墙下，与其他俘虏靠墙边一溜蹲着。到天黑时才押走。

　　大伯母家的弟弟从木门小方框中看热闹，说：“那个坏蛋戴的帽子是我的!”大伯母拉他回屋说：“别提帽子，咱全家人没死没受伤的就不错啦!”只有70多岁的老奶奶不明白外面发生什么大事，疑惑地问：“还没过年，谁这么早就放炮啦?”大家这才舒心地笑起来。

　　父亲和叔叔们把四五十平方米的大客厅腾出来让战士们住下休息，家里人忙着给战士们蒸馒头、熬稀饭，抬出大缸(备战的咸菜、酱豆腐)，先吃顿热乎饭。戴着皮帽子一身冬装的战士们刚把全东北解放又风尘仆仆地入关攻克天津，不顾疲劳地一边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一边帮我家扫院子、收拾杂物。在大门口还派有两名战士站岗，在便道上画了一个大白圈，据说怀疑埋有地雷，让行人们绕着走(后来勘察没有地雷就撤了)。

　　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没想到在我家中也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巷战”。除了少量物品受些损失以外，最主要是全家50多口人没受任何人身伤害，平平安安地和全市人民一齐迎接解放后的新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