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虎刚（沽上缘）

　　被誉为天津日报“四大金刚”之一的张虎刚，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被调入天津师范学院，头两年在新闻班讲课，后调任中文系副主任，曾教中文系60级甲乙两班的政论课、任《天津师院学报》主编等。论写作张老师满腹经纶，是大手笔，有“评论快手”之称;讲课时虎刚老师也是思维缜密，语言利落，条理十分清晰;而平时对我们学生，他则是一位谦虚、亲和、平易近人的老师。

　　我记得第一节政论课是在南楼二楼上的，铃声响过，一位身材瘦削、戴眼镜、拎提包的老师走上讲台，他表情和蔼，精神抖擞，用略带冀中乡音的普通话自我介绍叫张虎刚。因是开头课，概要讲述了什么是政论，为何要开这门课，政论的特点、写法、作用等等，并没讲到具体篇目。张老师神态随和、表述严谨，深入浅出，颇受同学们欢迎。在我记忆里还有些印象的，一是讲《评战犯求和》，这是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张老师讲这篇评论的题目如何如何抓人，单看“战犯”、“求和”两词就让人好奇：“战犯怎么会求和呢?”吸引你必须看下去，这就是政论标题的艺术。说政论语言，不一定要板着面孔说教，有时需要形象、夸张，便将文中“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么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那句话惟妙惟肖读出声来，逗得大家都乐了。二是讲《别了，司徒雷登》，说政论要善于用典，像“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等，言简意赅，幽默风趣，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把本属严肃刻板的政论课，讲得生动活泼，大家都爱听。天冷时张老师常穿一件黄色皮夹克，精神奕奕。他总爱提前到教室，下课也不马上离开，有些同学围着他问这问那，他便耐心回答，谈笑风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老师担任《天津师院学报》主编期间，我曾去信问候，很快收到了回信：“树堂同志：接来信，得知您还惦记着我，甚为感慰……”称学生为“同志”，称“你”为“您”，钢笔书写，一格一字，工工整整，令我甚是感动。这封泛黄的信我至今还保存着。后来我曾去八里台师大学报编辑部拜访张老师，他热情、兴奋，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交谈时提到一些老同学，还赠我几本学报。他说：你们这届学生我印象最深刻，功底很扎实，成绩很显著，我经常在报上看到你的文章……孩子们遇到你们这些老师，是他们的幸福啊!老师的鼓励增加了我不断奋进的动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杂文报总编辑楼沪光主持编纂《中国杂文鉴赏辞典》，邀我为周作人和王任叔的两篇杂文写“赏析”文章。那两篇写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杂文，我看了几遍才弄明白，好不容易写出两篇千字赏析文，并无十足把握，于是想请虎刚老师把把关。那时张老师家住鞍山道青海路，张老师一见到我，推开写字台上的书稿，热情地让座、沏茶、询问近况……我说明来意后他接过稿子，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然后说，你的评析文章不错，我看还可以。我知道老师是客气，执意请老师找找毛病，张老师便又推敲了一番，拿出铅笔勾画了一些字句。记得定稿中的“可谓打在……身上，疼在……心里。作者之笔浅起深落，一箭双雕。”“对敌人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对人民致以语重心长之劝勉，寓庄于谐，发人深思。”几句中的关键词语，都是当时加进去的。捧读张老师改过的稿子，感动之情难于言表。临别时张老师又嘱咐我说：“这两篇鉴赏文章，是要和原杂文一起收入‘辞典’的，不同于平时投稿，要经得起推敲。我仓促看看改改，仅供你参考，回去再琢磨琢磨，要精益求精，改好再寄出……”

　　想到虎刚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老同学聚会，又一次念及虎刚老师……是啊，他讲课时的风采和谦虚待人的音容笑貌，犹在我们眼前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