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天津人的衣食住行

　　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天津市民家庭的生活比较清苦，孩子也很多。因此穿衣成为大问题。弟弟“接班”穿哥哥的裤子，妹妹“拾”姐姐的小褂儿，是常事儿。那时候的春秋两季，穿夹袄。夹袄是由一层面儿和一层里子，这两层布料缝制而成。穷人的夹袄往往是棉袄改制而得，简单说就是抽去中间的棉花。夹袄的里子往往使用旧布，穿在身上非常舒服，那种柔软的感觉如今已经很难描述了。我以为这种关于贴身小夹袄儿的怀念绝对不屈于矫情。否则当年的婴儿“尿藉子”为什么使用旧布制作呢?道理正在于此。

　　旧社会，天津街头有“缝穷的”妇女，这种职业萧红的《生死场》有过详细描写。解放之后，没了缝穷的，却有专门“补旧衣服的”。20世纪60年代这种行当已经使用缝纫机了，一条裤子的两个膝盖位置破了拿去补。缝纫机轧了的补钉好看极了，一圈圈好像体育场的跑道。穿着带有这种补钉的裤子，不但没有自卑反而平添几分神气，因为一般家庭还停留在手工补丁的阶段。

　　孩子们处于生长期，裤子往往嫌短。大街上经常看到穿着“接腿儿”裤子的男孩儿。接腿儿就是裤子短了，再扯几寸相同颜色的布将裤脚接长，继续穿。就这样接了一圈又一圈，好似蒸馒头的笼屉。

　　20世纪60年代末，商场出售“朝鲜维尼龙”面料的裤子，夏天穿着扎肉。一条裤子收一张纺织券，没几天就脱销了。至于“快巴涤纶”的出现，则是70年代的事情了。

　　食

　　那时候，有一种早点叫杏仁茶。杏仁茶不是茶，它广义属于粥类，也近乎“藕粉”，但不透明。我不知道它的主要原料是什么，只记得它的那股子清香而深入心脾的杏仁儿味道。据说当年天津人吃东西挺讲究的。天儿一热就不怎么喝馄饨了，怕馅儿不新鲜吃出毛病，一般改喝豆浆什么的。当然也有人选择杏仁茶。听老人说旧社会里人们若是打了一宿牌，无论输家赢家嘴里都麻木了，清晨出门儿喝一碗杏仁茶，挺爽神的。当年南市永元德的杏仁茶真好。如今超市里卖的一盒儿一盒儿的好像叫杏仁霜。这两样东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进入20世纪70年代，天津市民的粮食定量供应里仍然包括百分之五六十的粗粮。当时粗粮一般是陈年棒子面儿，不太好吃。可天津比北京强得多，因为在那百分之五六十粗粮指标里，我们每人还可以买到七斤“籼米”。倘若每月25号“借粮日”那天你一大早儿就去排队，极有可能幸运地买到“粳米”。白面加粳米，这样一算全家每月就吃不了太多的棒子面儿了。天津人感觉挺合适的。

　　关于吃鱼，天津人“馋猫儿”那是有了名的。当年除了“黄花”只认“塌目”和“快鱼”，后来添了“平子鱼”。天津人接受咸带鱼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馈赠，颇有几分无奈。然而咸带鱼在天津也要凭本供应。那时候北京人不擅食鱼，供应宽松，于是天津人到北京出差，总是成捆儿往回拎带鱼。这成为北京火车站的一道特殊风景，深深留在人们记忆里。如今天津市餐饮业的关键词是：生猛海鲜。

　　住

　　天津老百姓的民居，无论平房还是楼房，都可能设有天窗。天窗高高地矗立在房顶上，一派出人头地的样子。天窗四面儿镶玻璃，那光，便从高处直泻而下，洒满人间。女孩子躺在床上注视着天窗，内心往往充满这样或那样的幻想。男孩子则心驰神往地虚构着武侠故事，一位大英雄从天而降，杀富济贫或者舍身救美。天窗，有时候垂下一条绳子，这是开启天窗使用的绳索。你将这条绳索握在手里，依法操纵那天窗便可大开，清新的空气扑入室内，屋顶仿佛一时变成天空。这是很神奇的——尤其当你躺在阁楼上胡思乱想的时候。

　　人口多，住房窄小，就搭建“阁楼儿”，阁楼儿也称暗楼儿，高高悬于空中，一般都能睡下俩仨人，但却使人想起馒头铺的两层笼屉。空气当然不太好。一睡就是老少三辈五六口人。如今阁楼儿早已不复存在。倘若你非要看一看豪华版的阁楼儿，那么我告诉你它如今的名字叫——跃层。同时还赠送露台呢。

　　行

　　马路上最为遵守纪律的，一般来说是小学生。一开学老师便按照学生们住家的大体方向编成东西南北一支支“路队”，并且选定“路队长”。一旦放学了，学生们背着书包排成一队队，出了校门朝着既定方向走去。这一支支“路队”成员多则十几人少则几人不等。人小却不用家长接送，真是一大群省事儿的孩子。横过马路，绝对走人行横道线，很守规矩的。那时候的小学生路队堪称天津大街上的一道风景。孩子们走着走着，沿途人数自然是愈走愈少。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们的组织纪律性——即使路队最后只剩两个孩子，他们仍然一前一后排着整齐队伍，朝前走去。

　　他们就这样一路走着，走成一个个大孩子。自行车呢，据说天津市的拥有量多年位居全国第一。计划经济时期购买自行车很难，凭票供应，属于结婚“四大件”之一。天津自行车主要品牌是“飞鸽”，其次是“双喜”后来改名“红旗”。上海的“永久”和“凤凰”更是名牌，不过大多数天津人不认，认为沪产自行车虽然俏丽但不如津货“坐实”。尤其新兴的“钢丝带”天津人更是不认，总觉得它不如“裹边带”结实。这里多少含有几分市民的保守思想。

　　那时候并不是人人拥有自行车，于是同事或邻里之间“借车”现象时有发生。由于自行车的金贵，借车往往引发矛盾，有的甚至不欢而散，造成隔阂。

　　既然自行车凭票供应，心灵手巧的天津男人干脆自己动手“攒车”，就是自己买零件儿组装一辆整车。然后拿着一沓子发票去起“捐牌”。攒车，零件儿是不好买的，于是“攒车”的过程便显得漫长，必须天天跑自行车零件商店寻寻觅觅，类似淘金。这过程短则半年，长则一年有余。这个过程无疑磨砺了天津人的耐性。更有心灵手巧者，干脆自己动手制造自行车。他们从废品回收公司买来零件“毛坯”，矫正、除锈，然后或电镀或喷漆，巧夺天工。他们怎么给毛坯零件喷漆呢?那叫一绝。找来一只拖拉机内胎，几个人轮流操纵打气筒给内胎充足了汽，这就成了气泵，之后连接喷枪就可以喷漆了。他们的智慧，拉动了天津民间手工制造业的发展——我曾经亲眼看到一个小伙子蹲在马路边儿手工制造了一架二八坤车的“大弯梁”，眼瞅着一辆自行车的车架就诞生了。多年之后，我在同一地点看到另一位小伙子正在启动一辆银白色夏利2000，呼地一声绝尘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