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高中生活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的高中生活转眼间几乎过去半个世纪了。

我就读的高中——弥陀高中。

1971年春，弥陀区政府（记忆中好像叫“区公所”）在弥陀小学的基础上创建了弥陀高中（学制两年）。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学校定名“太湖县向阳中学”（时“弥陀区”名称已在“文革”初期更名“向阳区”）。1979年，拨乱反正更名为“太湖县弥陀中学”（亦称“弥陀高中”）。

1971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六），星期四，是弥陀中学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我们这些弥陀中学创建后的第一届学生入学报到、注册。弥陀中学创始人之一的石刚年老先生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到，他对这个正月的元宵节最有记忆，因为元宵节后的第一天就是弥陀中学创办的开学之日。他对这个日子终身不忘。

我们这第一届同学均来自向阳区五个公社（向阳、安乐、田家、河口、九田）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人数应该是80多人。

当时的弥陀中学虽名为“中学”，实则为小学、初中、高中“三合一”的学校，当年就称为“一条龙”学校。这一办学格局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后期。

初创的弥陀中学共设有小学教学班（一年级至五年级）5个，初中教学班1个，高中教学班两个。

我们在高中期间，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是陈显豪先生。两个班主任分别为：李鸿翔老师、李道恒老师。

教师授课情况是：

戴绍文老师：学校负责人之一，分管教学，兼教政治课；

石刚年老师：语文、音乐课；

李鸿翔老师：数学、体育课；

李道恒老师：政治、语文课；

沈光耀老师：数学、化学课；

鲁宜清老师：物理课；

唐光强老师：体育课；

陈发平老师：学校负责成员，兼教农基课。

高中阶段，学校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开门办学运动。有一位来自九田公社的“余胡和”同学，传承了他父亲做斗笠的手艺。如是，学校买竹子、皮纸、桐油，还专门挤出一间房子，让余胡和带领我们做斗笠。学校还养了猪，同学们轮流值日饲养。

根据当时的形势和要求，学校开展了学习军事常识，进行军事训练。如：投弹、射击、野外拉练......等。

走出校门，开门办学。我们每年都到叶畈圩围圩改田。从插秧、管理到收割各班都负责到底。

师生到生产大队开门办学。我们到过当时的方田大队，吃住在大队食堂里，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开展斗私批修，忆苦思甜，还吃过用米糠做的粑；到过当时的安乐公社元圣大队，吃住在那里，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阎王河”拦河筑坝修建水利设施；还到过当时的河口公社徐冲大队（在这里好像很短暂）......

在高中期间，有几件事一直记忆犹新：有一篇作文题目是《在毛泽东思想抚育下成长》，石刚年老师看后（当时李道恒老师生孩子---袁泉期间）批阅“可刊”，就由擅长书法的同学誊写出来在学校宣传栏里张贴出来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李道恒老师给我们出了《樱花与熊猫》的作文题；沈光耀老师一次在上数学课时说“不懂，就多看书！”我当时说“您讲都不懂，看书还懂（反问）？”（本意是您讲的都不懂，光凭自己看书更不懂）他理解为“您讲都不懂，看书还懂。”把我说的意思完全理会“反”了。后来他当堂批评我“骄傲自满”。我气的嚎啕大哭，还到他住处去解释、争辩。他后来也明白了我的意思；上高中时，我经常闹病：胃痛、腰痛、头昏、痔疮出血......纯粹是一个病夫。

我们那时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除了带大米外，还经常带一些山芋；每个星期回家一次，带的菜以咸菜为主，夏秋之际，经常上“花”。也有时带上小鱼或者虾子炒辣椒，那是当时的“美味佳肴”。也带过芝麻粉；每个学期需要交的柴都是父亲一担一担送到学校，真的很辛苦父母亲了！

我们那一届同学，只有戴显芹、姚秀清两个女同学，可见当时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还是很严重的！

我同桌过的同学有：戴林、李林海、詹海兰、胡王和......

高中毕业，一晃快50年了，有些同学一直没有见过面。据我所知，已经去世的同学有：李永葵、余昌成、戴应解、张邦太、詹先雨、王耀光、查正才、王迪青、王金志、余乐平、李义厚等。

我们深切怀念这些去世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