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青年”漫忆（岁月漫记）

　　“文革”前，我曾是“文学青年”;“文革”后，我虽然年龄大了点儿，但仍属“文学青年”之列，并于上世纪80年代初参加了“天津市青年文学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给了我极大的激励，为我日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搭建了桥梁。

　　会议期间，我相识了不少作家、编辑和文友，并且有的杂志或副刊编辑如《新港》的李兴桥、《天津日报》的宋曙光、《天津青年报》的邓芳等试探着(不知我可否写成)向我约稿，我的心情处于极度兴奋和紧张之中。回到家，一头扎进“小厢房”，废寝忘食地写起稿子来。

　　自己虽然有点儿文学基础，但“文革”期间一直写通讯报道，而新闻稿和文学创作是两股劲儿，所以写起文学稿来颇感力不从心，可是我的心气儿很高，恨不得一口气就写出几篇。我想：编辑如此看重我，我必须快写，作品开头必须惊心动魄、引人入胜。可是按照我这个思路开头怎么也开不好，稿纸撕了一张又一张，急得我恨不得挥拳抽打自己，妻子叫开门来给我送饭，见满地白纸团儿吓了一跳：呀，挺好的纸怎么全撕了!我也觉得怪可惜，那些下边印有“武清文艺”字样的稿纸在当时是很珍贵的。因此，我跑到村供销点跟人家寻来一小沓包装纸，可是这些灰纸的命运同样变成纸团儿被抛在了地上。我怕妻见怪，就不再给她开门，她给我送饭，只好把玉米饼子卷在毛巾里从窗户丢进来，我饿了就咬几口饼子，就几口黄瓜或大葱。鏖战一天一宿，终于憋出一篇3000字的小说来，自己虽然很不满意，但却不忍心再撕掉，就决定到县文化馆请负责文艺创作的冯品清老师指导。

　　第二天，我不顾天降小雨，骑车来到县文化馆。冯老师见我冒雨赶来，就放下自己手里的事看我的稿件。冯老师看完我的稿件，沉思片刻对我说：“作品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语言太抽象，这正是小说的大忌，小说无论是写人还是写事，都要用形象说话，有形象才有感染力才能打动人;二是缺少伏笔，如果还没看到半截就预知结尾了，谁还往下看?因此故事要曲折含蓄甚至扑朔迷离，这样才有可读性。另外，开头不必追求惊天动地，越通俗越好，让读者逐渐产生‘读兴’;如果开头很吓人，里边没故事，虎头蛇尾，读者同样感到扫兴。”冯老师说完，可能怕我灰心，又拍拍我的肩说：“不难看出，你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文字水平不低，又勤奋好学，相信你再加把劲儿，一定会获得成功!”

　　回来的路上，我琢磨着冯老师的话，思考着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由于雨后路滑，我在一个拐弯处不慎摔倒，车子倒在泥里，我就势坐在路边的草丛里继续想自己的稿件，行人不解地用异样的目光看我，我也不当回事。回到家，我又把自己关在“小厢房”里，一股脑儿地写起稿子来。几天后，我写出了两篇小说和一篇散文，我把它们读给乡亲听，并根据乡亲们的反应进行了反复修改，然后才到镇上寄发出去。散文《妻子和书》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小说《麦苗青青》在《新港》(现《天津文学》)“小说专号”发表、小说《礼物》在《天津青年报》“青年文学”专栏发表。当年，我又创作了几篇小说和散文，分别发表在《散文》、《中华少年》、《天津日报》(农村版)、《北京日报》(郊区版)、《廊坊日报》、《保定日报》等报刊上。

　　30年过去，我从未间断过业余创作，并且获得过“大奖”和出版了十几本书。我虽然没有成为大作家，但我被区十几所中小学校聘为文学课外小组校外辅导员，时刻在帮助“文学青年”成长，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和自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