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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往事

我的童年

文章来源:养老信息网 作者:陈昌利 发布日期:2022-01-06 12: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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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1958年11月,属十二生肖倒数第二的戌狗。过去听大人们说,1958年是我国大跃进时期,国家的物质匮乏,人们的生产生活难以保证,这阶段农村的大人娃娃,基本都有过吃不饱,穿不暖的经历。

记得我家住在村子西南角,门前有一条东西走向很窄的街道。我家在路北,院门朝南,这个院子住着我们和二爷俩家。我家住院东、二爷家住院西。三爷家紧靠二爷家的西边住。

我家的房子前头靠街道的是个南北坐向的茅草棚。沿茅草棚北边并排盖了几间厦子,父母和我以及后来弟妹住在这厦子里,爷爷奶奶和姑姑他们住在前边的茅草棚。靠北边还有1间小厨房,厨房墙北边有一口深井,是我家的生活水源。我家东隔壁住着一户王家的老太太,在我的印象中老太太一直独居,没见过有什么儿女,后来听说有个女子在西安,我一直没见过回来。老太太家门口有一棵很高很粗的大槐树。

记得我爷爷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泥水匠,因整日给人干盖房之类的苦活,驼背的腰杆一辈子就没直过。我的奶奶是个裹着小脚的农村老太太,人瘦、个小还长得又黑。

我爷爷和奶奶一辈子生了5男5女10个孩子。我的大姑小名叫彩娃,二姑小名叫玉娃,俩人都嫁给了光明乡孝义坊西堡,大姑家在村北、二姑家在村南。我的三姑小名叫娥娃,嫁给玉蝉乡曲抱村。我四姑小名叫萍娃,从小送给五竹乡青羊务村让人收养。五姑小名断断,大名叫陈玉芳,陕西师范大学咸阳专修班毕业,学校在周至县哑柏镇,这个学校是当时借用西北国棉一厂周至县哑柏分厂旧址建的一所学校,记得父亲经常去哪里给她送干粮。小姑毕业后起初在本村任教,后来又先后在蒋村乡富村窖村和大王镇初级中学任教,与姑夫张华堂(部队团职军官)结婚后随军在河南洛阳市定居,老家是五竹乡西五竹村人。我爸爸小名叫稳稳,人们都称他稳子,大名陈忠厚,弟兄里排行老大。我的二爸小名叫天田,大名陈忠孝(在家族排行老三),是当时我们村唯一考上户县一中高中毕业的高才生,毕业后和本村小名叫徐尾娃,村里个子较高、长相漂亮,后来成为我娘的谈恋爱,由于我娘是家中独女,我二爸结婚后就给徐家顶门立了户。二爸后来一直在村子担任民办教师,因种种原因民办教师当了四十多年都没有转正。我的三爸小名叫侃侃,大名刘文玉和四爸李博民从小也送人领养,一个送给涝店乡的涝上村,一个送给涝店乡黄埔村。我的五爸,小名叫天幸,是宁西林业局职工,因一次装卸木料,汽车不慎翻车,失去了性命,去世时还未婚。

我的母亲刘凤英,小名叫娇奇,在她18岁的时候,就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孕育了我这个小生命,我也就是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渐渐长大成人的。

五十年代末,人们的头等大事就是怎样能吃饱。为了能让全家老小吃饱,父亲学着其它人的样子,跟随村上的一些青壮年人赶往泾阳、三原、高陵等地换粮、买粮。买粮不说,单说换粮。就是把队上分的小麦节省下来舍不得吃,背到泾阳、三原等粮食主产地区换回粗粮,这样能多换些粮食供全家渡日。粗粮一般就是玉米、小豆等当地人不喜欢吃的粮食。由于整年用换来的玉米面做搅团,把我吃的肠胃一直不好,常常拉肚子,每看见搅团就想吐,母亲想了个办法,中午要做搅团,她就把玉米面粉加水做成面团,然后压扁,就象现在市场上买的舌头饼,放在灶房的煤铲铲上用煤炭火或柴禾火烤,烤成焦黄焦黄给我吃。我也特别喜欢吃这种粗粮新做的食物。

1958年,全国上下都大办食堂,村村办大食堂,食堂由于粮食短缺,各村都是用当时人们说的“瓜菜代"来满足全村人的吃粮问题。“瓜菜代”就是用蔬菜、瓜果代替粮食,解决温饱。一段时间大家靠吃菜叶、喝菜汤维持生活。在大食堂吃不饱,大家就回家分头在地里挖野菜,在树上摘树叶。村子周围的树叶摘光了,野菜也挖光了,就上山摘树叶,挖山野菜。胆大的人可在村子的庄稼地里偷玉米,胆小的人只好到处挖野菜吃。

小时候我最盼的节日就是过年、正月走亲戚。正月的哪半个月里,几乎每天都走亲戚,今这家、明哪家,给这家拜年,给哪家送灯,去了都能吃上大肉,能吃上用肉炒的各种菜,吃上肉臊子长面,还能穿上新衣服。

大年初一早晨起的特别早,约上好几个小朋友,跑到每家每户的院落里,捡拾没有点燃的爆竹。把捡拾来的爆竹剥去外边的卷纸皮,倒出来黑火药,集中到一起,用火柴点燃,看着蓝蓝的火苗、听着滋滋啦啦的响声,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如果剥出来的是红火药就用小石头来砸,听响声。

那个时候每家都在院子里养鸡、养猪。每天放学回家,我都要约上几个小朋友,提个担笼,拿个铁铲子到麦地里挖猪草,用来喂猪喂鸡。挖猪草的时候除了常常爱听比我大几岁的好伙伴史西常讲故事外,还会玩“丢菜窝"的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在麦地里随便挖个坑,这个坑就叫菜窝,几个同伙都把自己挖的猪草给坑里少放些,离一米左右划条线,分别用小瓦片投,谁能把瓦片投进菜窝,谁就赢得菜窝里的全部猪草。

冬天我最爱玩的就是和小伙伴挤热火、堆雪人。春天爱在麦地里玩斗鸡。秋天喜欢爬树偷人家的苹果、葡萄、石榴吃。夏天喜欢在村北的涝池和附近的涝河耍水、游泳。

小时候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舅婆家。因为舅家在孝义坊,离飞机场近,每次去舅家,除了能吃上舅婆偷偷给我炒的鸡蛋,还能到附近的飞机场看飞机起飞降落,又能到部队营房大礼堂看解放军演节目、演电影。舅家的大哥和二哥都是半导体爱好者,他们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我每次去就偷一个收音机拿回在家听,偷几本小人书在家看。标准的十个外甥九个贼。

我那个时候上学,没有幼儿园,八、九岁才入学,小学只上五年,十二、三岁小学毕业,学费每年一块五毛钱,就这有些家庭都交不起,有一年我也欠过学费让老师催过。

我上学的时候,学校就在村中央的一个老爷庙里,学校有五、六个教师,只有一个是上边派来的公办教师,其他全部是我们村的民办教师,记得我小学班主任就是我们村的村民叫张淑琴。教室没有桌椅,我们爬的所谓桌子是用砖砌的一排砖墩子,墩子上面放了一条厚厚长长的木板,爬在木板上写字作题,櫈子是学生从各自家里拿去的小木櫈。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这年秋天,秋雨连绵,当时条件不好,没有雨鞋,上学都是赤脚去,赤脚回。有条件的娃娃由大人做一双"泥基"。“泥基”就是用俩块木板做成被脚大一点的底板,底板下边钉4只5~10公分高的木条,下雨天穿的时候,把俩只脚用绳子固定在“泥基”上就行了。

有一天,弟弟也要去上学,我就冒雨赤脚背着他一起去学校。走在路上,泥深水深,一不小心水下有个东西把我拌倒了,俩人一起倒在了泥水里,这时我只感觉左脚有点疼,抬脚一看,有个很尖很尖的细竹棍戳进了我的左脚小趾缝里,我使劲拔了出来,也不太流血,忍着疼又去了学校。第二天,我的左腿和脚又疼又肿,左脚不能落地,一落地就疼得励害。父亲给我请了几天假让我呆在家休息,隔几天在卫生院换一次药。

没想到这样的疼痛持续了几十天一直不见好转,肿胀的腿更严重了,全家人心急如焚,但没有一点办法,就休学在家,想下炕时,就抬起左脚,右脚一蹦一蹦的向前蹦哒。我脚伤的状况不仅让全家发愁,更急坏了隔壁邻里的乡亲们,他们纷纷为我家出主意想办法。父亲后来听隔壁王幸劳母亲说大王镇有个叫“双钱娃"的大夫看骨伤病看得好,就骑车带我去看。大夫一看我脚,问了情况,就给了几样包好的口服药和外用药,叮咛父亲外用药要用纯香油和稀涂在伤处。当时香油都很难买,母亲就委托舅家一个在部队营房管灶的舅舅帮忙在飞行员食堂灶倒了些香油。我把大夫给的口服药吃了两天,又抹了两天外用药。第三天,我发现脚趾缝外皮突出一个黑青色的小泡泡,就告诉了父亲,他用缝衣针戳了一下,只听嘭的一声,一支又黑又长的细竹棍从指缝肉里冲了出来。原来就是这根竹棍一直在脚趾缝的肌肉里做怪,害得我半个学期都没有上学,耽误了学拼音和算术等好多功课。这个竹棍一出来,又换了几次药,我的脚伤才彻底好了。直到现在左脚趾缝还留有深深的伤疤。这次脚伤也让我失去了小学阶段学拼音的机会,直到现在我的汉语拼音基础为零。

在我脚伤的半个多学期里,我在家闲着没事,看到过年时每家每户糊窗户的白纸上都贴着窗花和剪纸,勾起了我的兴趣。我便自学开始学着剪窗花、剪喜字、剪各种剪纸图案,学绘画,常常把剪来的、画好的作品送给亲戚,受到他们的赞扬,自己也十分开心。

小时候,看到打篮球的队员或村上给大人们发奖品的背心上都印着字或图案,十分羡慕,自已舍不得花钱印,就跑到县上的印字店看人家乍印。在店里看到师傅把用硬纸刻好的号码纸放在背心上,然后用一个大刷子在盛颜色的瓶里蘸点颜料,在上边轻轻刷一刷,号码纸一提起,字就一清二楚显在背心上。回来后也模仿人家的方法弄。也用厚点的纸刻好空心号码字,没有颜料就用刷子蘸点父亲私章盒盒里的印油给上刷,没想到号码纸一提起,印油把背心染得一片红,字一点都看不清,洗也洗不掉,受到母亲的责怪。后来请教也有这爱好的伙伴谭家民,家民叔说这要配色,用专用颜料。经过我们的多次试验终于成功了,刻的字码、图案丰富了,村里小伙伴的背心都愿意让我俩给他印。

我喜欢音乐,会吹笛子、弹凤凰琴,都是小时练的童子功。哪时村里的能人王久长爱音乐,在家经常拉二胡、板胡、弹琴、吹笛子,我一有空就给人家家里跑,看人家怎么拉、如何吹。看着看着也迷上了这些乐器,经常缠着久长叔给我教,借人家的笛子在家练,吹笛的指法和音乐简谱的常识都是他教的。

有一天,久长叔不知从哪里拿回个小长方形木盒子,上边有五根弦,弦的上边固定着像钮扣一样的按扭,右手指拿一块小拨条拨动琴弦,左手指轻轻按一下按扭,这个木盒子就会发出清脆悦耳的音调,久长叔说这叫凤凰琴。看着他左右手熟练配合,弹奏出旋律优美,悦耳动听,百听不厌的音乐真是一种享受。这引起我学习弹奏的兴趣,便央求他借凤凰琴拿回家弹奏一下。通过刻苦认真训练,几天后,我也能熟练掌握弹奏技巧,会弹几首熟悉的歌曲了。

我的童年

凤凰琴

小时候虽然会使用这些乐器,但是从初学直到熟练,都是借别人的乐器玩,自家就没有能力买这些东西,没有一样属于自己心爱的乐器。

六十年代未,我家的房子实在住不下了,就向队里申请庄基地盖了三间土木结构的瓦房,建在村东南角光明公社驻地的西边,门朝北开。那时户县农民画热潮兴起,中央美术学院和西安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住在我村搞开门办学,西安美院老师刘文西住在我对门的史富社家,中央美院的学生杨文清等住在我隔壁的史仓良家,我家也住了一位中央美院的女学生叫赵新慧。这些老师和学生白天在队里劳动,有时在地里画画,晚上在家还画,还经常给我们画像,画得和真人一模一样,这些情景也勾起我学画的激情,放学后经常拿个笔和纸画房子、画树木、画动物。我爱画画的爱好从此又萌生了。

我小时候包括后来弟妹从头到脚的穿戴都是我姨给我们做。母亲没上过一天学,是个文盲,做针线活也不在行,可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七、八十年代在村上担任妇女队长。我姨小名叫修直,大名刘秀英。裁衣缝衣做饭样样能行,后来还担任过东街村嘉乐服装厂的厂长。

我的童年

前排右一为穿孝鞋的父亲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大人们把仅有的好东西都留给了孩子们,他们的一日三餐,穿衣戴帽,日日夜夜更是渡日如年。我收集了一张1963年5月父亲和村民兵干部的合影,看后倍感伤心。这一年的5月,我爷爷去世。按农村的风俗,全家特别是重孝子要全身披麻戴孝,鞋都要用白布包上,这叫穿孝鞋。这张照片是我父亲穿着孝鞋照的相,这可能是他唯一的一双鞋。

父亲在村上是个电工,也会木匠活,因我脚受过一次伤,他后来给我做了一双泥基,还做了一双木拖鞋,也叫木板板拖鞋,从此,下雨天有泥基穿,夏天脚爱出汗有木板拖鞋穿。

我的小学时代正是文化大革命发起之时,亲眼看到过我村的“四类分子“戴着高帽子、胸前掛着大牌子在村子游街、跪在铡刀上受批斗、拿着工具清扫街道和厕所、每天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还曾在那个年代和村民一起看过打捞因被批斗而跳井的刘姓地主家属尸体的凄惨场面,还曾经在高年级同学的引领下站在村南三叉路口设岗哨让过往行人背诵毛主席语录等等,早把学习文化课忘得一干二净。

童年,我没吃过冰淇淋、没玩过电玩、没看过电视、没进过游乐场,比起现在的孩子们真是有点对不起自已,但我不后悔,不怨父母、不怨时代,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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