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荒地老不了情-知青年代

　　离 别

　　1968年9月18日，第一批天津知青启程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整整一列火车，停靠在天津站老旧的站台上，车上是穿着黄绿军装的知青，站台上人头攒动，站满了送行的同学、家长。我已嘱咐父母不要来，怕他们受不了，所以我只在车厢里坐着，和同学聊天。突然，有同学说你爸爸来了，我急忙跑到车厢口，看到已是白发掺杂的父亲，在拥挤的人群中，踉踉跄跄地往前挤。父亲是参加了上百次革命战斗的老八路，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也免不了受冲击、受批判。在单位参加完批判会后的老父，竟然也赶来了，我的泪水忽的就涌了出来。

　　一声长鸣，不等我和父亲说话，火车开动了，父亲招手，我招手，车上车下两情依依。话，已无法说了，情，却难割难舍。车里车外，哭声一片。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此去千万里，悲歌壮行色。

　　行 程

　　一出山海关，景色不同了。冀中平原尚存的暑气已经消退，关外，渐渐地感到了丝丝秋意，树叶黄了，高粱红了，棉花白了，是秋收的季节了。路边的农舍，草屋居多，间或有几间日式、俄式小楼、庭院。华北多是青砖瓦房，屋脊飞动;东北多是红砖房，黄色的墙壁。火车一路行走，风光一路变换，走走停停，给正常车次的列车让路，足足走了三天三夜。到了哈尔滨，更是停多走少。此时已是第三天的清晨，太阳东升，霞光万里，秋色更浓，草木更枯，几乎见不到绿色。走出车厢，寒气逼人，身上的夏衣夏装，像纸一样薄，一下子被凉风吹透。大家忙往车厢里返，找出棉衣、棉裤，全套武装，才敢走出车厢活动活动。列车停在哈尔滨郊外，在这荒郊野地里，天苍苍、野茫茫，看不见人家，看不见家乡!

　　开车了，火车继续向北行进，一直到达齐齐哈尔才又停下。齐齐哈尔车站是一座俄式的楼房，黄色的墙壁，红色的屋顶，白色的窗户，别有一番异国风情。铁路两边，是高大的白桦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白桦树，以前只在俄国文学作品里读到过它。白桦树那么令人熟悉，又那么令人陌生。霜打过的野草，连绵起伏，一直延伸到视野的远方，无穷无尽，无边无际。市区不大，火车站外就是农村，看得出来，这里人不多。大城市的繁华和拥挤的人流，在这里仿佛就是隔界天地，凄凉之意不觉油然而生。

　　几分钟后，我们继续前行，此时已离故乡两千多里。哪里是终点?哪里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这里已是苏武牧羊地的更北方，难道还在更加遥远的地方!出发前，我们只知道要去一个叫北大荒的地方。北大荒，那是早已闻名的地方，小学时代，我就读到过它，它是万千解放军官兵转业后的新战场，是复员军人屯垦戍边的边防，是50年代北京知青梁军那一代青年奔赴创业的地方!它神奇又叫人迷茫，传奇又叫人思想，荒凉又叫人感伤!我不知今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不知有什么样的生活要磨炼，不知有什么样的事业要开创。终于，火车停了下来，领队宣布目的地到了。啊!到了，火车停在了一个叫双山的地方。四下望去，只感觉到了荒凉，荒凉，无边的荒凉。小小的车站，只一间平房，铁路两侧堆满了红砖、木材、石灰、水泥，站台只有20米长。进入黑龙江就看惯了的白桦、松树、乌拉草，此时更加茂密。丘陵起伏，林中有飞不停的寒鸦、野鸟，岭上是连绵的树林，火一样燃烧的红色柞木、树干灰白枝叶苍黄的桦木、无比挺拔的松树，还有风中颤抖着的杨柳。

　　站台上站满了穿黄军装的我们，无言、无泪、无笑。列车开始倒退，向我们来的方向开走了。站台上只剩下这些知青，火车拉走了我们对家乡的眷恋，拉走了我们对亲人的思念。没了退路，心情反而更加激越。歌声响起，几百人放声歌唱，从心底里、从肺腑里、从思想的深处大声唱，唱哭了人群、唱哭了飞鸟、唱哭了树木、唱哭了山岭。啊，我的故乡、我的亲人，在这渺无人迹的地方，我就要开始新的生活、新的历程!

　　连 队

　　我分到的连队，是基建连。平时白天的工作是建房，下班后就到山丘树林里闲逛。男生一间宿舍，是两排对面大炕。到了晚上，一炕睡十几个青年，三十多人躺在一起闲聊。此时连队里陆续来了各地的战友——上海、齐齐哈尔……齐齐哈尔有不少少数民族青年，如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蒙古族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民族，晚上闲聊起来，相当新鲜、相当刺激。

　　第一天干活，是筛沙。我的班长是一个上海青年，比我们早来一个月。班上还有两个上海人，就我一个天津人，工作中他们总是说上海话，当时我一句也听不懂。但他们必须和我交流，又要说普通话。往往是说一句上海话，突然感到不行，又说一次普通话，一来二去，没有几天我就听懂了上海话。这样语言通了，更好交流了，我索性就和他们讲起上海话，不是吹，至今我还能流利地讲上海话。以至后来找的女朋友就是上海人。

　　在基建连，我学会了砌砖、抹灰、安门窗、刷浆。最艰苦的是拉砖，砖在双山车站，每天晚上去拉砖，白天砌墙。连队每天晚上轮到一个排拉砖，一共四个车，每车五个人，跟着车来回跑。东北的冬天，几乎天天零下40多摄氏度。滴水成冰，寒风刺骨，到处是白茫茫的积雪。雪的山、雪的岭、雪的树林、雪的荒郊。拉砖时我们还要站在车上，汽车开起来，冷风吹过来，哈气结成了霜，冻在眉毛、头发、眼皮上，只有脸蛋露出红扑扑的一块。来时发的棉衣棉裤根本挡不住风寒，风就像没有隔着衣服一样，直刺身上。没几天，知识青年全换上了羊皮大衣、羊皮裤子、羊绒帽子，像威虎山上的杨子荣一样。

　　寒 屋 夜 读

　　一个月后，我调到了团部宣传股，任通讯报道干事兼文教干事。管通讯报道、学校、文艺队、宣传，主要是通讯报道和宣传。当时在《兵团战士报》、《黑龙江日报》、《解放军报》等刊物上常常见到我的文章。

　　在团部一个人住宿舍，相对比较安静，但到了晚上就很寂寞了。宿舍里没人和你交流、聊天，也没有丰富的业余生活，更没有电视、广播。这时，读书就是我最大的渴求，往往一本书读到烂熟，一份报看到报尾。读得最多的是外国文学。有几个齐齐哈尔战友，来时带了不少外国文学的书，北大荒毕竟是边疆，管得不很紧，这给了我读书的自由。那时，我为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克雷洛夫，英国的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罗曼·罗兰，德国的歌德、海涅，意大利的《牛虻》……一次次感动。室外是零下40℃的天气，风呼啸着，雪飘舞着，尽管室内炉火通红，温度也上不去，只有零上1-2℃，手伸不出来，只好带着手套读，直到夜阑人静。一次，借到了本《德国诗选》，一口气读完后，突然萌发了抄写的念头。我要把它保留下来，我要用持久的书写来锻炼我的意志。和战友说好，为期一年，借我抄写。从此，晚上有了事干，每天一篇，从冬到夏，坚持不懈。雪化了，草青了，花开了，大地播种了，我的诗抄完了。这本手抄诗集融入了我的血、我的汗，它摆在我的案头，引来多少目光!当年，妻子也曾被这本诗集所吸引，感谢诗集，它成了我初恋的媒介。

　　几十年过去了，这本手抄诗集随我从南到北，走过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至今没丢。

　　文 艺 演 出

　　刚到兵团，业余生活十分单调，兵团党委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仿照解放军编制，组建了团一级业余宣传队，当时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团文艺宣传队由一批哈尔滨戏曲学校、齐齐哈尔民族中学和上海、天津知识青年中的文艺骨干组成，在五师各团中属于力量最强的一个文艺宣传队。

　　刚一成立，第二天就组织排练。导演是黑龙江省某剧团的专业导演，由于是右派，所以下放到兵团改造，团党委并不歧视他，因为已经摘帽，所以大胆起用他。写到这儿，我的孩子会问我，什么叫摘帽?是呀，这一代青年，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呢?第一场节目，全部是歌舞，那个时代的语录歌、那个时代的忠字舞，这又是我们孩子这代人难以理解的。第二场，排练京剧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好在戏校的学生功底好，少数民族知青歌舞好，上海、天津知青的见识广、素质高，三下里结合，节目排得越来越熟练。

　　终于可以演出了。周末的晚上，团部周围各连的知青全来了，有三、四百人。礼堂很小，实际上就是一间大屋子，请木工在前面打了一个台子，拉上幕布，改造成的。礼堂中央,用木板钉了几排长凳。礼堂是黑土地，没有水泥，一层浮尘。放人了，知青一拥而进，扬起满屋的灰尘,暴土扬场，几乎看不见人影。灯光暗淡，是团部用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的电，电压极不稳定，一会儿，灯光明亮，一会儿灯光昏暗，像一团红火，加上飞扬起来难以沉落的灰尘，还能看见什么?节目，大家都很熟，已经达到人人会唱、会演的地步。其实大家来这里，也不单纯是为了看节目，主要目的是会会平时分散在各连的老乡。进入礼堂，人们久久不能平静，东北话、上海话、天津话此起彼伏;招呼声、寒暄声、喧嚣声就像开了锅的水一样，沸腾着、翻滚着。我赶快登上舞台，请大家平静下来，但不起作用。我们股长是解放军，42军派来的，也赶紧上台和我共同维持秩序，还是不起作用。团长急了，一步跳到台上，一个脆亮的“起立”口令，全体青年站立起来，又是一个口令：“立正”，大家齐刷刷地站成了排。但是，此时的礼堂也要不得了——灰尘又一次扬起，灯光更加昏暗了。原来很漂亮的上海、天津女孩，很泼辣的哈尔滨、齐齐哈尔女孩，脸上全都挂满了黑土。但是，全体知青，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个个都精神饱满地站着，听团长——一个老八路、一个现役军人的训话。

　　纪律整顿好了，全体坐下，节目开始了。演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从心里由衷地佩服解放军团长的经验、作风和刚劲，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常常和团长一起下连检查工作。一部抗美援朝缴获的美式旧吉普车，拉着我和团里的领导，几乎跑遍了团队所处的讷河、嫩江地区。

　　采石场之夜

　　到了1970年，团队又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上海、北京、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青年。为了解决住宿问题，基本建设成了团里的主要工作。更主要的是团里的各级领导，基本是解放军，他们的家属也从原来的部队住地来到了边疆。家属的到来、知青的增加，使原本浮动的知青的心，也逐渐安定下来了。东北知青原本就比我们天津、上海、北京知青的年龄大。上海、天津知青，年龄最大的也只有二十一二岁，北京知青大部分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而少数民族青年由于读书晚，大部分人已经二十五六岁了。他们开始了谈情说爱，开始了成家立业。需要盖宿舍、盖医院、盖招待所、盖学校……

　　为此，团里成立了采石连。1971年我主动要求到采石连担任排长，并率先带领一个排，上山采石。

　　在一座丘陵石山的半山腰，我领着大家伐木搭起了一排小窝棚，男生住西头，女生住东头，中间是伙房。白天采石，男生抡锤，女生扶钎。炮声隆隆、硝烟滚滚，到处是炸飞的石头。采好的石头，一堆一堆地码在山下，等待拉走。再由于路远，车每天来一次，送来蔬菜、米、面、油、酒等食物，再拉走采好的石头。

　　第一次单独带队上山，第一次住在荒郊野外，第一次和20多个青年男女露宿山上，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心里充满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