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读书比作找“情人”,并不是我的发明。这个说法的专利权属于现代文学大师林语堂。林语堂一生读书破万卷,却从不会正襟危坐,大约很有一些找“情人”的经历,方把自古文人认为很严肃的读书问题举重若轻地当作“笑谈”。茫茫书海里,读书人不可乱撞,也不可能见谁爱谁,而总要有所寻觅和挑选,找到自己中意的对象,才会心心相印,一拍即合。这种表达显示了林语堂惯常的幽默,但其中确不乏耐人寻味之处。我想,凡是曾经迷恋过一些作家一些作品的人,都会有一番同感。
17世纪英国剧作家范伯鲁通过角色说过一句有趣的话:“读书是以别人的脑筋制造出的东西来自娱。”不过,读书一旦陷入盲目,事情就有些可怕。其实书不一定读得越多才越好,关键是要“情投意合”,取其精华,钟情所爱,才不会视读书为负担,更不会与读书的初衷背道而驰。中国古人一直强调“开卷有益”,这种笼统说法有似是而非之嫌,完全可以推敲。除了极个别的天才、通才、怪才,什么书都拿来读,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效果。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不论何时,凡为大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书,切勿贸然来读,可以理解为即使是很火的畅销书,也不一定适宜于一切人。这句话对于当今市场经济时代的热销和炒作,不失为一个警诫。即使是独特的、超凡的书,叔本华也主张少读,“读书愈多,或整天沉浸于读书的人,虽然可以修养精神,但他的思维能力必将渐次丧失,此犹如常骑马的人步行能力必定较差,道理相同。”甚至他还有一个比较极端的比喻,读书意味着利用别人的头脑来代替自己的头脑。说到底,读书是一种独立、审美的精神活动,没有必要为了任何目的而追赶潮流。
如此看来,人与书打交道,也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除了不得已的情况下(比如应付考试),读书切不要变成一种强迫行为。古时候为了科举仕途,不知多少人苦读寒窗,悬梁刺股,两耳不闻天下事,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读书读得发呆发迂发痴,非但没有尝到读书的乐趣,反而变成无用的书虫子,令人贻笑大方。
很显然,不读书不行,死读书也没有出息。把读书比作找“情人”,关键要掌握一个“情”字。找“情人”当然要有所选择,不可太滥。一旦“情”有所属,“情”有独钟,则必然会想方设法与之相会、沟通,达到情投意合,及至年龄增长,视野拓宽,对于变幻莫测的人生世界有了崭新的认识与切肤的体验,这时候发生一些“移情别恋”,也属正常。如此数番的“喜新厌旧”,人的精神世界便一天天丰富起来,经得住岁月的风风雨雨。
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坐禅式的读书日益成为古老的童话。未来世界我们还能把多少时间、精力、热情献给“情人”?这是无法预见的事情。不过我相信,作为人类知识的最重要载体,书籍的功能绝不会丧失。因为读好书如同追求美好的爱情,总是驱人趋善的,所以大可不必杞人忧天。能够从“知识爆炸”之中寻觅知音,真的需要一种笃定和从容。富于教养的现代人其实并不打算逃避读书,只是随意性多了一些。我粗略归纳,发现有这样四种读书类型:一曰“博纳”,这种人兴趣广泛,视野宽阔,重思考,善融通,属于“通才”型;二曰“实用”,即生活目的明确,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功利性体现于科学性之中,表现了现代人的务实态度;三曰“感悟”,这是典型的找“情人”方式,一旦发现心中倩影,则不论其在异邦或远古,必追踪而去,气质近似者很容易这样,比如,近代大学者王国维之于叔本华,一旦接通了其悲观主义的血脉情结,此生便很难解脱,还比如,一些伤感女子沉迷于“红楼”、“西厢”而无力自拔,亦非个别现象;四曰“消遣”,此类读者最为普遍,不用多言。说了这么多,我个人算哪一类?或许这并不重要,我只是希望能够在浮躁的世风中保持一种清醒。时下,书籍的出炉、包装和炒作可谓五花八门,鱼龙混杂,这需要我们在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购买力的条件下“优胜劣汰”,沙里淘金,选择一些适合自己读,同时自己也有兴趣读的书,尽可能高效率地读好书,读那些“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的货真价实的精品。现代作家夏丏尊先生曾说过,“当你读错一本书的时候,不要以为你只是读错了一本书,因为同时,也失去了读一本好书的时间和机会”,诚哉斯言。“情人”一而再地找错了,大约总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