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近读《资治通鉴》，在《卷二百二十九·德宗建中四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大臣陆贽上疏给唐德宗说：“立国的根本，在于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而得到人民大众的关键，在于洞见人情。所以孔子认为人情好比圣王的田地，治国的道理都是从人情上产生的。”

　　陆贽在疏中还说：“舟就是君道，水就是人情，舟顺从水的规律才能浮动，违反水的规律就会沉没;君主得民众的人情，他的统治就会巩固，失去众人的人情就很危险，古代的圣君一定要把个人私欲顺从天下人的心意，而不敢使天下人来顺从自己的私欲。”

　　关于君为舟、民为水的道理不是陆贽的首创，李世民就十分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太宗对他身边的侍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用苛削百姓的手段来奉迎君主，犹同割身上的肉来充饥，腹饱而身死，国君富裕了，而国家却灭亡了。所以人君的忧虑，不是来自外面，而常常来自自身。人君的欲望太多，则消费大而赋税重，那么百姓就忧愁，百姓忧虑了，国家便危险，国家处于危险境地，君主的地位便要丧失了。我经常考虑上面这个问题，因此我不敢放纵欲望。”这段话深刻地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陆贽的可贵处是强调“人情”、“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因此“舟即君道，水即人情”的提法和把水比作人民相比就更进了一层。人情即是人之所欲，为君的所作所为都必须顺从天下人的心愿。所以陆贽强调“得众之要，在乎见情”。如果君民之间，情的渠道不能沟通，只逞私欲而不顺民欲，那么一切治国之道都是虚的。

　　其实，唐太宗也是深知“人情”、“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的道理的。他与群臣讨论防止盗贼的问题。有人提出用重法来禁止。太宗微笑着说：“百姓之所以成为盗贼，主要是由于赋税多劳役重，官吏贪污求贿，致使百姓饥寒交迫，顾不上要廉耻了。我应该减少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和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吏，使百姓衣食都有富余，那么他们很自然地就不做盗贼了，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几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和旅客夜宿街头。

　　唐太宗不愧为封建社会中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他深刻认识到绝大多数“盗贼”，都是统治者实行“赋繁役重”和任用贪官污吏所造成的。他为什么比别的统治者对“盗贼”问题的认识如此之深刻呢?这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他青少年时代，正逢隋朝末年。炀帝任用不法官吏，自己为了享乐大搞空前的重赋多役，致使全国人民揭竿而起，或在民间逼良为盗。为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百姓衣食有，富余，则自不为盗!”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唐太宗，常以秦隋为戒。秦二世、隋炀帝这两个亡国之君，虽然导致亡国有多方面原因，但他认为多欲，致使费广赋重，则是主要原因。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最杰出的君主，其主要原因是：他考虑问题，多从广大百姓的利益出发。他的认识和作为顺从了天下人的心意，而不敢使天下人来顺从自己的私欲—— “得众之要，在乎见情”。

　　时光流转，穿越历史的时空，在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得众之要，在乎见情”仍有现实意义。载舟覆舟所宜深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