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伪崇高

　　日前读报纸上发表的一篇《不需要伪崇高》的文章，感慨良多。在和谐社会的空气里，我们心平气和地谈论这个问题，真是一种福气。曾几何时，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不由想起1961年仲夏的一件往事。

　　那年暑假，我所在的学校动员学生回乡进行社会调查。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登上了北京开往武汉的103次普通客车，几经转道回到地处湘潭县的老家。不久传来噩耗，这位同学因下水去追一只被河水冲走的生产队的木桶溺水而亡。

　　暑假后，这位同学受到表彰。这件事在同学中引起了不少议论和困惑：一个大学生的一条命，到底值不值一只木桶?结果是表明自己对此事困惑的同学，遭到批判。在我看来，父母给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大，国家花了许多钱供我们上学，价值肯定比一只木桶大得多，两者交换不值得。但团支部书记批判我说：保护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用想，就得去捞。不要说木桶，就是根柴火也得奋不顾身!

　　现在看来，这就是一种伪崇高。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们不应该拒绝演出这样崇高的正剧，但我们也有理由让剧情合理一些。譬如：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责无旁贷当去抢救，但总得问抢救什么，如果捞只木桶尚且有理，捞一根柴火就太过分。实际上，就是唱高调的那位团支部书记见了一根柴火被冲走，也不会跳下水，但不妨继续唱他的高调——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有害，  因为它只讲崇高不讲道理。

　　譬如，上世纪70年代流行这么一句话：宁可为公前进一步死，决不为私后退半步生，这句话就是不讲道理的。因为，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就是死路一条——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看，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

　　时隔四十多年，再谈这个话题，我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提倡追求崇高的同时，应多倡导些理性，如果一味地煽情，那是否又犯了虚伪的老毛病而贻害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