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电视没有普及的年代,是广播喇叭的兴盛期。50年代末,县里就有了广布站,家家都按了一支小喇叭。1958年前后,我在大关池子村当教员,开始文学创作,就给县广播站投稿。新闻稿文学稿,每篇千把字的稿,广播站采用后,都发给1元钱的稿费。每天早晨六点半有个“文艺园地”节目,经常用我的稿子。记得加报社用稿,半年就收入了30多元,一元钱能买三把子半鸡蛋,能割2斤多猪肉,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到了合作化时期,在小喇叭普及的基础上,几乎所有村庄都用上了大喇叭,村村有了广播室,选拔声音洪亮的年轻姑娘为广播员,每天三时进行播音。把大喇叭固定在村中心的一棵高树上,很正规的进行播音。播放歌曲、转播县里广播电台的节目、下开各种会议的通知、村支书或村长讲话。各村一般迎着曙光开播,声音相当洪亮,能够响二三里路远。
六七十年代,广播喇叭的利用率很高,那时候的所有水利建设工地,在施工期间都设了广播室,按时进行广播,声音嘹亮,震撼人心。红旗飘展,喇叭声洪亮,容易形成壮烈场面。我那时已在宣传部工作,分管新闻文化,又分管广播工作,当时嵩山水库大规模的建设工地,淌水崖水库的建设场面,后来的东镇湖建设,我都带领通讯员采访过大量稿件,进行了全县和工地广播。各地大喇叭的威力,都发挥的很好。那时的新闻报刊,同广播密切结合,每天的《大众日报》一出版,头条新闻就在大喇叭上广播出来,几乎家喻呼啸的听到。有一次大众日报总编辑带领几个记者,来我县采访,头天采访了县委书记,第二天一大早大喇叭就广播了出来。嘹亮的声音气壮山河,可谓震天动地。
我在文学创作中,同广播喇叭有着深深情缘。那是1981年,在山东广播电台工作的诗文之友高立基先生,为我写了一篇录音通讯《农家小院诗意浓》,在这年12月26日《今日山东》节目,从大喇叭里向全国播出。这天早晨我听到后,心情非常振奋。这之前无人给我作过这么隆重的宣传,使我在文坛的地位和声誉,都起到了重大作用。七十年代末,我上小学的十二岁儿子,看了我家墙上的小喇叭,写出小诗一首:“小喇叭墙上挂,一天三时都说话/告诉党的好政策,赞扬人民公社化。”被县里的《临朐文艺》登载了。对他后来的成长影响很大。小喇叭大喇叭,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为党的工作造舆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农村的发展变化,确实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从80年代开始,电视宣传的兴起,那既有声又有形象屏幕的电视机,普及到千家万户,活生生的画面,丰富多彩的声韵,方便观看的形式,神奇的吸引着人们的耳目。后来又有了万能的手机,使得小喇叭大喇叭,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它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对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却永远深印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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