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者之所以能有所建树，和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分不开。司马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写成鸿篇巨制《史记》;李时珍访遍名山大川，历时30年才完成《本草纲目》。
先辈学者做资料工作，较之近代人，不便之处很多。古代书籍不能大量印行，也没有面向群众的图书馆。不少珍本、善本藏于达官贵人私宅高阁，正像《黄生借书说》所载：“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
后汉的任末，从小嗜书若痴，平日削荆条为笔，以树汁当墨，每逢读书读到会心之处，则录之于衣、录之于壁、录之于树干，久而久之，住屋周围全记上了佳句名言，人们称他的住处为“任氏经庄”。可见在当时物质条件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做资料工作并不是容易的事!
古代学者因为懂得资料的必要性，所以对资料的积累极为重视。苏东坡曾对钱济明说：“凡读书可为诗助者，但置一册录之，亦诗家一助”。梁启超也说：“读书功课，凡学者每人设札记一册，分专精、涉猎两门……其有疑难以及心得，皆为札记。”
苏轼、梁启超的这两段语录，说明了资料积累对于巩固读书心得、准备写作的好处。同时明确指出，做资料工作要日积月累，持之以恒，要分一般(涉猎)和重点(专精)地去做。做资料工作不能不加思索地一味抄录，既要善于发现问题，又要善于解决问题。遇“疑难”之处也要记录下来，加以研究。
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自序中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存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
顾炎武所谓“时复改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指经常温习、整理自己过去所作的笔记资料，根据新获得的知识和见解，加以补充、修正。顾炎武这种扎扎实实、严肃谨慎的治学态度，实在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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