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我家在宝坻县城靠织布难以维持十几口人的生活，春天搬回故乡范家庄。
就在那年冬天，来了十几名身穿长袍、头戴毡帽的青壮年，大人说他们是从北山上下来的八路，就是过去的红军，是打日本的。他们白天不出屋，晚上出去。待人和气，嘴可甜了，见了年长的男人叫老大爷，女人叫大娘，管我们小孩儿叫小鬼。大人听了“鬼”字反感，可我却觉得新鲜好玩儿。他们不挑吃喝，做啥吃啥，还帮着房东挑水扫院子，推磨推碾子，可勤快了。自打红军打进县城，救出父亲，我可想他们了，现在红军就住在我们村，我整天和他们待在一块儿，学唱抗日歌曲。有个叫伯仁的同志，我和他学会的第一支歌是：“春季里，春风吹，儿童团里开大会……”后来又学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在松花江上》、《王二小放牛》、《望见北斗星》……我最爱唱的还是“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唱这支歌浑身发热，血液沸腾，劲不打一处来。唱《王二小放牛》，也想当个抗日小英雄。当时，八路军是听歌声来判断村里有没有敌人的。
转年的正月，开辟工作的同志正住在我村，我正在继光同志屋里学唱歌，突然，一个挑粪筐的同志急速闯进来，说从黄庄方向有七个伪警察奔村里来。继光同志很镇定，吩咐报告人继续监视伪警的动向，通知保长请他出面照应，全体同志做好准备，以防万一。只见在场的同志都子弹上膛，枪握在手中，我就在继光、高朋、伯仁的身边，他们不嫌弃，不避讳，也不怕我走露风声。过了一顿饭的时间，又来人报告：伪警察拿着保长给的过年酒钱，奔天桥去了。继光等同志提着手枪走到住地的后院，我也跟了过去，看着伪警察出村，我们离伪警察很近，他们头上的帽徽都可以看见，我看着心里起急，问继光同志：“咋不开枪啊?”继光耐心地说：“小鬼，打死几个警察容易，我们走了，鬼子要来报复，你们村就遭殃了。”我明白了歌中唱的“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打鬼子除汉奸，咱们一条心。”
我是通过唱歌认识八路军、共产党的，是通过唱歌懂得了抗日救亡的道理的，是通过唱歌懂了爱与憎的。好长时间没见伯仁同志了，我很想他。快秋收的时节他突然来了，在我家吃的饭。饭后，他从怀里掏出撸子(小手枪)，退出子弹，教我怎样使用，告诉我哪里是保险机和保险机的作用。妈妈看个满眼，吓得脸都变色了：“乃谦!那枪是玩儿的吗?快给同志。”我不情愿地把枪交给了伯仁。伯仁问我学习的事，我告诉他我们学校已有抗日课本，但全校只有一册，由我保管，第一课就是：“马倒鞍子转，墙倒众人推，希特勒垮台了。”他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日本鬼子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我说：“长不了?前些天还来我们村‘清乡’来着，我们正上课，听说鬼子进村了，我把课本揣在怀里，就爬上了教室前的老槐树，顺着树杈上了房，揭开瓦，把书藏在麻雀窝里。从树上下来正要回家，鬼子进了学校的大门。”“你害怕吗?”他问。“没有。”我说。他摸着我的头鼓励说：“小鬼，你真鬼呀，好好学习吧!新中国是你们的。”
“新中国是你们的”是我听到伯仁同志的最后一句话，尽管我不理解，我还是记下了。这次见面也是最后一面。日本投降了，我向来村里工作的同志打听伯仁同志。有人说，他在日本投降前夕在县城里就义了。临刑前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死得很壮烈，听了这不幸的消息我落泪了。伯仁同志，你说得对，新中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国家已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任人宰割的时代已成历史，我们已住上楼房，已安上电灯、电话，我们生老病死有了依靠，而你却为了这一切，为自由、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伯仁，我怀念你。
六十多年过去了，伯仁教我的歌深深地记在我心底，我们要世世代代唱下去，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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