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老人给我的信

　　范文澜老人是我父亲20世纪20年代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国文老师。30年代初，父亲在北京筹组“北方左联”，为了得到更多的名人、作家的支持，父亲和范老有过亲密接触。抗日战争前夕，父亲牺牲了。范老去了延安，母亲带着我们流亡西南。1949年平津解放，我们得知范老的地址后，去看望了他，恢复了交往。

　　1950年春，我随母亲来到北京北太平庄范老住处。一进门，范师母连忙拉起母亲的手，激动地说：“范老等待你们好久了。”并指着我说：“她是你的女儿吧。那时，她还这么高呢!”她用手比划着。两位老人絮絮不断地各自叙述分别后的情景。

　　当范老得知我在报社工作时，向我叙述了延安新闻界开展的反“客里空”的情况。再三嘱咐我：“报纸工作，贵在真实。”

　　不久，范老给我的一封信上提到了我的父亲。他说：“张璋因为年纪比我小，我是把他当小弟弟看待的。他是先烈，我对革命缺乏贡献，我怎敢说是他的先辈呢!仅仅是年龄比他大一些而已，按革命年龄我是他的后辈。请你以后不要有客气的想法。”

　　1966年的暴风雨来临了，我的弟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范老闻讯后，来信说：“听到这个消息，不禁流下了眼泪。你们这一家人特别是昭毅同志历尽难苦，好不容易抚育你们姐弟二人成长。她总以为吃苦出头了，谁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惨案。如果她听到这个消息，恐怕可能出意外事，这只好你用各种方法瞒住她。”接着，他热情地对我说：“将来凶手依法惩办时，她知道这个太不幸的消息，可能心里有一点宽慰。那时候你和许方同志对她劝解。如果需要增加力量通知我一声，我亲自到天津去对她劝解。你和以瑞同志在孤苦的环境中长大起来，现在出于意外地碰到这样的恶事，心里的痛苦同你母亲昭毅同志相差不多，是可以想见的。”

　　此时，各处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喇叭不时发出吼叫，形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我也被编入劳改队。它深深地震动了我的母亲，使她陷于难以自拔的困惑之中。

　　1968年，母亲去世了，范老得知这一消息后，来信说：“惊悉昭毅同志突然去世。她是饱经忧患的人，虽然你千方百计不让她知道悲惨的消息，她凭过去的经验，脑子里一定经常深思苦虑，血自然聚集在脑中，一个老年人考虑不得其解的问题时候多了，产生脑出血的症候是很难免的。昭毅同志的一生，是悲苦艰难的一生，但也是极为光荣的一生。丈夫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儿子又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死得都很英雄。

　　“从家庭范围来说，连遭不幸，当然是悲痛无比。但从大的方面看，两代为革命英勇牺牲的人并不多啊!这样一想，昭毅同志有夫有子够光荣的了。现在的问题是要许方同志加意培养她的子女(以瑞的男孩，我见过可惜把他的名字忘了，以后有便请告诉我)，好好做革命接班人。你精神上的悲痛是完全可以理解，要解除这样的深仇大恨，唯一的方法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自己的心坎深处扎起根来。这样，你化悲痛为战斗的力量，坏事变成好事了。这样，我对你悲痛的同情心也变成充满希望的乐观情绪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应该在任何情况下挺起腰杆来，按照党的指示战斗着前进。”

　　他还告诉我：“我因人少屋多，今年初放弃太平庄搬到城内人民路8条(旧八面槽，即旧迎驿府)丰富胡同6号居住。我搬家时曾通知许方同志，她大概没告诉你(我也没有请她转告你)。你信寄太平庄，昨天有便人交给我，我怆然不快者累日，今天鼓起勇气来写了这封信，不知是否对你有些好处，希望以后多通通信。”

　　范老在另一封信上同样用谦虚的语言教育我说：“我因为年纪大一点，一般同志都原谅我，不严格要求我前进，批评是不大听到的。我们都是同志，倚老卖老在破四旧之列，我希望你们对我当普通同志看，看出我的错误，同志式的给我批评。你搞宣传多年，我向你提出这个要求是恰当的。你来北京时望来我住处看我，我住处离火车站不远，你息足是很好的。”

　　谁也没有料到，事隔一年，范老竟在1969年7月病逝了。当我赶到北京丰富胡同时，这里已人去楼空。他的助手正清点他的藏书，准备按照范老的遗嘱，把它全部捐献给国家。范老的孙女在一旁， 不断喃喃地说，“把这部‘毛选’留给我吧，这是爷爷答应过我的”。

　　他的小儿子呆呆地坐在书房的角落里，一言不发。当我们起身告辞时，他悄悄地对我说：“爸爸在遗嘱里，一句话也没有提到我。稿费全部上缴了国库，只留下微薄的费用，让一位亲戚把他的骨灰送往浙江。”面对这一情景，我只得安慰他说：“你也可以陪送骨灰去浙江，不必急匆匆回湖南去。”

　　范老在治学上的严谨态度，待人接物的热情和谦虚品德，一直是我的楷模。对我们全家的深情关怀，对我的多方帮助教育，更让我刻骨铭心，没齿难忘。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年过八旬，离休多年。每思及范老对我的谆谆教导，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