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于隋而忠于唐的裴矩（岁月絮语）

　　齐景公喜欢穿紫色的王袍，于是人们都穿紫衣，闹得紫绢大涨价——“人人穿紫衣，穿上就神气。升官又发财，不费大力气”。

　　这个故事说明：君主就像测影的圭表，大臣好像影子，表一动，影子也随着移动。历史上裴矩的“佞于隋而忠于唐”，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诠释。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特别的人物。他不但以自己出众的智慧、谋略、经验尽显经营国家的才华，而且其表现还因所侍主子性情的不同而变得前后判若两人。他既迎合昏庸君主加速了一个腐朽王朝的覆灭，又在唐太宗手下成为与魏征齐名的诤臣良相，成为历史上“君明则臣贤，君昏则臣佞”的著名标本。他，就是隋唐时期先后侍候过多位君主，跨越隋唐，集忠奸于一身的权臣裴矩。

　　裴矩(547-627)，字弘大，中国隋及唐初政治家。有人根据裴矩在隋佞在唐忠的事实断言，裴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隋炀帝爱听奉承话，裴矩就千方百计地迎合隋炀帝好大喜功的心思，广费民财，连年征战，主昏臣佞，这当然也是自然的。然而当降顺了唐以后，他很快发现，唐太宗和隋炀帝不是一路人，唐太宗早年为了帝位的巩固，善纳人言。“导之使谏”，裴矩又看准了风向，发挥了他的天才，摇身一变，成了常常“犯颜直谏”的诤臣。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评价说：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不是裴矩的天性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也就是说：君主厌恶听自己的过错，那么忠臣就会变成奉承献媚的奸佞之人，国君喜欢听到过错，那么，奉承献媚的臣子也会变成直言的忠臣。

　　由此看来，裴矩的先佞后忠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后世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裴矩之变完全是皇帝逼出来的，与其个人品行无关。裴矩根本就是一个忠臣，只是由于皇帝的好恶才变忠变佞的。这种说法不仅抬高了裴矩，而且夸大了两位皇帝的威力。忠佞都是由其本质决定的，皇帝的好恶原本只是一个外因而已。实际上裴矩迎合皇帝的需要，从根本上讲是专制制度的皇帝权力至高无上缺乏制约决定的。由裴矩之变可以想到：“君明臣直”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人治而非法治的实质。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病卒。太宗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他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从以上的记载，可见唐太宗对魏征的信任;魏征所说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与太宗所说的“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均成为千古警句。

　　封建社会的帝王中，在善于纳谏方面，唐太宗是做得相当好的，但即使是这样一位皇帝对直言也并非全愿意听。贞观初年，魏征的逆耳之言，他言听计从;到贞观中期，听取建议还可采纳，但有时会发火;到了贞观晚期，忠臣们的建议便听不进去了。为此太宗犯了出兵朝鲜的错误。

　　纵观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只有步入法治的轨道，靠制度治国，人们——无论官员还是百姓，才能有规矩成方圆，社会也才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