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拉着的历史

　　有人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太监拉着的历史”。此话虽有失偏颇，但也挠到了历史的痒处。中国从先秦时代就产生了宦官，秦代以降，随着集权专制制度的建立与不断丰富发展，宦官制度也日臻完善。不过，宦官为宫廷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危害甚巨。宦官制度就像一种制度鸦片，统治者对其爱恨交加，不能自拔，虽然历朝历代对宦官的危害都有深刻认识，却几乎找不到曾提出废除这一制度的人。顶多像司马光《资治通鉴》和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那样，“宦官不必尽废，应降低其地位”。

　　宦官的使命是伺候主子：皇帝及其身边的女人。这一使命决定了他们的弱势地位和畸形心理：既然是伺候主子的奴才，就要竭尽所能提供满意的服务，才能让主子欢心，而且在主子的欺压下要有极强的忍耐性。因此，溜须拍马、媚上欺下是宦官的本性，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以便换取主子的信任。宦官一旦被主子信任倚重，也就取得了最初的资本，接着就是将之前忍受的痛苦施加于人，并捞取权力和金钱，以弥补之前所受的“委屈”。之后进献谗言，排除异己，指鹿为马，宦官势力开始做大，到了这一步祸害天下也便初见端倪，主子也就逐渐失去了对宦官的控制。随着斗争愈加激烈，或他们所依仗的主子的终老，宦官会为自己寻找后路，以求自保，于是结党营私，内联后宫，外结朝臣，内外沆瀣一气，官场乌烟瘴气，社会充满戾气，王朝的气数也便到了尽头。

　　其实，在这套制度下，产生了两类人，一是身体去势的宦官，一是精神去势的文化精英。皇权处于中心地位，为其提供服务的，在宫中是宦官，在朝中是文人。这就形成了一群唯皇权马首是瞻的精神太监和一切为主子服务的宦官文化。纵观封建社会历史，从秦朝焚书坑儒到清朝文字狱，无一不是对文人的精神阉割，只有接受阉割才能跻身精英阶层，而掌握话语权的就是这群在思想上被阉割的精神太监。这也造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二重性人格。反过来，历代文人按照主子的需要，极力对古人的思想进行阐释再阐释，阉割再阉割，成为愚民的工具，这套阉割思想的集大成者就是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这也是中国文人缺少原创思想和批判精神的病因所在。

　　直到今天，宦官文化并没有完全根除。看看我们的图书市场，充斥着数千种关于曾国藩为官处世之道的书，人们真的能从他那里解决精神困惑吗?人们感兴趣的，不过是一个功高震主的封疆大吏如何功成名就、全身而退、成为官场不倒翁的，人们需要的就是这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厚黑学。而宦官文化若是污染了官风，人民公仆就成了某些人的家奴。一些落马官员表现出的人格太监化，便值得警惕。趋炎附势，结党营私，靠歪门邪道得到晋升的官员，定会一身奴气、浊气、邪气，贪污腐化，害莫大焉。“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营造清正廉洁的政治氛围，让官员把腰杆挺直，才能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消灭宦官文化和精神太监并非老调重弹，根治这一顽疾的良药非“民主思想、自由精神”别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