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从事文学创作,是大跃进的1958年.那时,我在本县大关公社池子村教学,一个23岁的青年,一人工作在这个小山村,学校在村南一个没有围墙的院子里,三间北屋做教室,西头有两间小屋,是办公室和厨房。由于村子小,只有20多个学生,是四个年级的复式班。教课不太累,下午四点放学,拿出一个小时批改作业和备课,其余时间,只要无人来玩,就是我的业余创作时间了。山里人一年四季都繁忙,学校里显得很安静,练习写作有一定黄金时刻,觉得有此生活很幸运。
对一个初学写作者来说,在这个偏僻的文化不发达的地方,全靠自学,困难不小,只得多读书,多练习,多向报刊杂志社拜师学艺。我在求学期间,读过很多名家名著,受到很深的影响,确立了一生做诗人作家的目标,在小山村做艰苦努力,为创作好的作品打基础。几年来每天晚上,都要在只有豆大光明的小煤油灯下熬夜,苦思冥索的写作,那时主要是写诗,夹杂着写新闻报道稿。我是个中学毕业生,家里祖祖辈辈没个识字的,自己缺乏创作天才,知道勤奋努力是成才的必由之路。正是大跃进时期,我从民歌和儿歌写起。最早的欲望和目标不高,只要把自己写的诗变成铅字,就喜出望外。我最早是给《临朐县报》投稿,用得第一首诗是《水库谣》:“一杆红旗坝上飘,钢筋铁骨筑得牢/哪怕洪水天上来,五湖四海装得了”。诗写得很浅,可成了铅字,我因高兴而一夜未睡,鼓足了更大的写作劲头,连续为县报投稿,。报社接二连三为我登了十几首民歌,《治沂山之歌》《浇水谣》《沤肥小唱》《选种》《推土》等,《老社长学文化》《姐妹学文化》,被推荐选入《山东民歌选》。到了1959年,我的写作又上了一个档次。在省级报刊第一次发诗是《山东青年报》,遇到了一个热心编辑,每次投稿都回信,对我的诗进行评论,还不断地给采用,用的第一首诗是《编提篮》:“金柳枝,银柳枝,一队队员编提篮/金提篮,银提篮,用它挑粪进农田/粪蛋蛋,珍珠串,庄稼吃了长竹竿/竹竿顶上结金蛋,摘来摘去摘不晚”。虽说是很浅薄的一首儿歌,可是在省级报刊发表的第一首诗,受到鼓舞后,我连续不断地寄发,《山东青年报》一气为我采用20多首。
1960年至1963年,我写的诗歌上升到了省级水平。著名诗人、《山东文学》副主编苗得雨,来临朐住在县委客室里,我听说了,带上一卷诗稿,骑车近百里找到了他,把诗稿让他看了,他回省城推荐《大众日报》,给发了《瓜豆菜谣》(外一首),34行诗,这在全省产生了影响。后《山东文学》的《诗歌画》编辑张升明来临朐,我给他一组诗,《挖湾泥》《绣花》等,一张小报给发了5首,一个版面。1960年《山东文学》7月号。给发表了《水、肥、土》《镐》《丰收谣》等,1961年《山东文学》9月号,发表一首《冬瓜奶奶坐花轿》,1962年《山东文学》3月号,发表《农家短歌》三首(公社新家、锄麦、甜瓜),8月号发表一首《树迷》,12月又发一首《农舍新歌》,我还与《农村大众》报取得联系,发诗《老槐树》《好陪送》等。潍坊的《昌潍大众》报,成了我发表诗的主要园地,两三年的时间,发表了五六十首,还发表散文《沂山游记》《山里明湖》《故乡的瓦罐盆》《老龙湾》等,这时期我在创作史上,还创了个奇迹,在全国刊物《民间文学》发了一首民歌《千万颗笑脸发了红》:“千万口水井,千万条银龙/千万个姑娘来车水,千万条银龙进田中/千万亩麦苗发了青,千万个笑脸发了红”,这首民歌被选入了《山东三十年短诗选》。

回顾自己这一段文学创作史,可以说在文学路上,熬过不少的夜,吃过不少的苦,受过不少的累,流过不少的汗,也遇到过不少困难。那时,对教学业务抓的很紧,视业余创作为不务正业,受了辛苦落不出人来,反而受到批评。创作需要多读书,工作在深山里,没有图书馆,村里连个图书室也没有,我所读的书全部自讨腰包去书店购买,还要订几份报刊,教学不久工资低,每月发20多块钱,除了穿衣吃饭所剩无几,但与创作有关的书必须要买,我每月要拿一半工资买书,生活费不足了,靠微薄的稿费补充。又加结婚不久,老婆孩子要吃饭花钱,还要孝敬父母,只能勒紧腰带过日子。那时因为年轻,对身体健康看的不重,为了教学和创作,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我曾连续一周失眠,打吊瓶治疗,有几年身体十分虚弱,。可是,自己对创作一直挚着坚持,没有停过笔,写作质量也不断提高。
在小山村写作的岁月,奠定了我的文学路和人生路。一个从普通农家走出来的孩子,一个从未离开故土的没有多少才华的人,一直沿着党的文艺路线走来,写出了一些乡情作品,还出版了20本文学专著。现在80岁有余,了却了一生的爱好和心愿,自己很满足。对养育过我的助我成长的小山村,我一直深深的怀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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