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房的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年，我已年满六周岁，当年的好多事情至今记忆犹新，尤其是当时家庭的住房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那时我们全家老少三代十几口人，在原籍河北省沧县(现为沧州市)鞠官屯村居住三间土坯房。屋内是用砖头铺的地面，四周墙壁用白灰水粉刷，一间屋子半间炕，炕上常年铺着一领大炕席，中间屋子垒着两个大锅灶，一年四季用柴禾烧大锅做饭。窗户没钱买玻璃，冬天来临前。糊上一层自报纸挡风遮寒。夜晚点小煤油灯用作照明，为避免屋顶漏雨和土坯山墙遭受冲刷，年年都要提前在春天用车从地里拉来黄土，掺上麦秸和成泥，全家一起出动抹房。当年这个有千余户人家的大村庄，只有寥寥几问房子的墙体里层垒土坯，外面再垒上一层立砖，这样的“砖包皮”房，在那个年代已经属于显鼻子显眼最高档的房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好转，铁路系统在沧州车站附近盖房建铁路新村，因我父亲在天津铁路分局沧县机务段工作，1956年分到铁路新村一排二十八号20多平方米的一间半平房。一家八口人，房子少没法住，自己动手在院里又盖了一间四平方米的小屋，直至我们兄弟姊妹一个个长大成家立业，全家人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几年。

　　1965年因工作需要我从沧州调到天津，结婚后无房，我和爱人分别住在天津北站和宙纬路的铁路单身宿舍，直到1968年才从天津铁路电力段分到河北区吕纬路三条胡同八号院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南房。院内住着四户人家，窄小的院落家家户户都垒有一个不足一平方米的小厨房，里面放着炉子，烟熏火燎烧蜂窝煤做饭，无论春夏秋冬用水都要到很远的胡同口去接。当年因为经济条件差，年久失修的平房也没法彻底整修，只能是小打小闹修修补补。1972年我准备了些建筑材料，请单位同事们前来帮忙，挑开屋顶换瓦，直到转天晚间才逐渐恢复好，当晚全家人只好睡在露天地。由于连累带急我的双眼患了中心性视网膜炎，连续到天津铁路医院眼科医治，整整喝了一年多苦药汤才逐渐痊愈。屋漏就怕连阴雨，室外下雨屋内漏，一遇雨天就犯愁，盆盆罐罐都得派上用场。房小屋矮通风不畅，冬天要在屋里生火点炉子做饭取暖。1974年冬季的一天，室外下着鹅毛大雪，我爱人下班回家后发现我煤气中毒，口吐白沫大小便失禁，邻居国伯伯和董伯伯全家闻讯一起出动，赶忙卸下大门板当担架把我急送天津铁路医院抢救，经大夫检查当时只有左脚的大脚趾还有些知觉，因煤气中毒严重先后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后经过大夫全力救治，我在住院部楼道里住了三天三夜才慢慢苏醒过来。阎王爷可能看我年轻又拉家带口，最终拒绝我参加“地下工作者队伍”。1978年8月，连续三天下大雨，胡同里排水不畅，四周墙缝不住地往屋里冒水，全家齐上阵用盆往外淘水仍然无济于事，最终屋内积水达半米多深，屋里漏得没地方站没地方坐，全家大眼瞪小眼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只是干着急……，我们一家四口在这阴暗潮湿的小平房里整整住了十一个年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取得辉煌成就，人民的生活似芝麻开花节节高。1979年我家第二次搬家，住进河北区铁路建昌道铁工西里一处五楼偏单的楼房，居住面积虽然不足四十平方米，但住房比以前宽敞多了，水电齐全，做饭用上了煤气罐，居住生活条件大大得到了改善。随着天津市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1994年我家又经历了第三次搬家，住到现在的河北区宜白路强宜里铁路宿舍区的一处四楼三居室双气新楼房，由于经济条件比以前大为提高，住进新房前三间居室地面都铺上木地板，把居室装修得漂漂亮亮，彩电、冰箱、空调、微波炉等样样齐全，烧水、做饭、洗澡等全部步入了“电气化”时代，从而居住生活条件又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如今，两个孩子早已成家立业，自己分别在天津市河东区和河西区购买了八十多和一百多平方米的住房，仅居室装修就花费十几万元钱。他们的住房当然比起我住的房子，不仅宽敞了许多，而且装修得也更加漂亮和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