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大哥 你在哪里（峥嵘岁月）

　　1949年的4月中旬，我有幸成为20兵团补训师6团3营的一名通讯员。班长是时年喜，共产党员。中等偏上的个头儿，不胖不瘦的身条，什么时候都穿戴得整整齐齐，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喜欢帮助别人，从不着急，白中略带红润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营部从营长、教导员到炊事员、饲养员，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

　　我当时还不满十三岁，穿的还是老百姓的衣服。时年喜不知从哪里给我找到一套半新不旧的军装，虽然是最小号的，可穿在我身上一看：上衣完全是一件大袍，裤子能提到胸口上，下边还长一大截，把同志们都逗乐了。时年喜没有着急，只是微笑着说：“别着急，我给你改一改。”转天，他把改过的军装给我穿上，虽说还是肥大，可毕竟也能就和着穿了。他又给我找了条皮带，皮带上穿着营长给我的带着碗套的搪瓷碗，扎在腰上再看，还满像个样子，同志们都说：“这下可像个兵了!”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

　　太原解放后，部队北进去解放大同。时年喜和另外三名通讯员，分别负责四位营首长的保卫和其他工作，没有给我分配具体任务。从太原到大同大概要走八九天，营部只有一匹马，营长、教导员都告诉我：“走不动了，就骑马。”可我知道，徐营长抗日时期，头部被鬼子的马刀砍过，经常头痛;于教导员也负过伤，身体虚弱;庞副营长年龄较大，走路不大灵活。他们这样决定，显然就是照顾我。但我感到，马背上已经驮了不少东西，说不定有更需要照顾的人，就没有答应，只说了一句：“我自己走。”要说八九天的行军，可真够受的，特别是过山高路险的雁门关，累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脚上也不知道磨出了多少泡，就这样，硬是没有掉队，跟着部队走到了大同。营长、教导员都表扬了我，时年喜也微笑着说：“小韩真不简单，进步真大。”其实我很明白：同志们都是背着背包、干粮袋、枪支等负重行军，还要执行别的任务。我只是空手跟着走，宿营后倒头就睡，行军路上，还得到了同志们的鼓励和关心。

　　在以后的工作期间，时年喜不仅教会了我怎样做好通讯员的工作，还常常给我讲革命道理，帮助我进步成长。记得是在1949年的夏天，我患了痢疾，上吐下泻，又得了感冒，发高烧。转天行军到中午时分，天空突然黑了下来，不一会儿，暴雨倾盆而下，连路都看不清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所有人的衣服和东西都被淋了个湿透。我感到一阵恶心，眼前金花一冒，一下子就栽倒在泥水里，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之后，先是看到了一点亮光，感到自己是躺在一间干净房子里的炕上，时年喜就坐在我的身边。看到我睁开了眼睛，时年喜那张总是带着微笑的脸像是绽开的鲜花。我终于活过来了，慢慢地能说话，也能吃饭了。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患疾病，发高烧栽倒在暴雨行军途中的泥水里，估计我可能不行了。可营首长们碰头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我带回部队去，就是用人背，也得把我背走，绝不能让我死在泥水里，而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时年喜。看着穿戴整整齐齐、收拾得干干净净、白中略带红润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的时年喜，仿佛看到了他在暴雨中，艰难地背着我一步一步吃力前行的身影，我眼睛里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感激的热泪……

　　我和时年喜在一起工作，相处的时间也就是三个多月。分手之后，我到了66军198师592团当了宣传员，时年喜去了哪里，我就不知道了。时年喜同志是我参加革命后三个多月的时间内，接触最多的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对我真诚热心的帮助，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印象，对他在暴风雨中执行党组织的决定，把我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的行动，更使我终生难忘。

　　文化大革命后，我曾四处打听过时年喜同志的消息，可惜的是没有结果。我想：在当时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的年代，为了革命的事业，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时年喜同志健在，现在应该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

　　时大哥，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