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深情回顾《觉悟》（沽上缘）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中，载有邓颖超致周恩来的一封信，内容为：“包慧僧写的延年和‘二七’回忆(见张签作记)已找出，分见附《观察》二册。你如不能入睡时，可翻看下。另，《觉悟》一本亦可翻阅下，如《三个半月的觉悟社》和‘五’写的诗和短篇。回顾一下往事和过去的作品也很有意思，不费脑筋。该件抄稿字大，亦不费眼力。超。即日晚九时半”。

　　此信提及的《觉悟》，即1919年五四运动高潮中成立的觉悟社于1920年初创办的社刊。《觉悟》只出版了一期，反映了周恩来等领导的这个天津爱国青年进步团体的反帝反封建政治主张和觉悟社成员的思想倾向。《觉悟》创刊号内页只有112个页码，包括文章11篇(另有《本社启事》3篇)和新诗9首，共有56000多字的规模。其中，周恩来以觉悟社内代号“五”的名义刊发的新诗5首及短文《有什么分别》，觉悟社宣言和《觉悟》发刊词等也是周恩来主笔或参与起草的。邓颖超也以觉悟社内代号“壹”的名义刊有短文《为什么……》。

　　幸存的这本《觉悟》创刊号是如何辗转到了邓颖超手中的，已无从查考。据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披露，经邓颖超生前的身边工作人员赵炜寻找，这本薄册现已被新近征集到馆，成为珍藏展品，且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此信未署年月。《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中的“出版说明”称，“一些书信的手稿未署全年、月、日，凡经考订确认的，均在题下补全;尚未确认的，分别放在了建国前后的最后部分”。

　　但考证此信年份，并非无迹可循。若详加分析，可作出初步判断。

　　首先，信中提及的“包慧僧”，应为包惠僧(号栖梧)。包惠僧曾撰《回忆陈延年烈士》一文，“延年”似为邓颖超对《回忆陈延年烈士》一文的略写。据黎显衡著《陈延年》载，《回忆陈延年烈士》一文署名“栖梧老人”，载“《新观察》1957年第二期”。栖梧老人即包惠僧。邓颖超在此信中提及的《观察》，当指《新观察》这一刊物。

　　包惠僧还撰有回忆二七大罢工的文章。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等编《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中，收录署名包惠僧的《二七回忆录(节录)》一文，并注明此文见载“《栖梧老人回忆录》，工人出版社，1957年10月”。另据秦英君、张占斌著《大浪淘沙——中共“一大”人物传》载：“1957年，包惠僧被调到国务院任参事。10月，用‘栖梧老人’笔名写了《二七工潮始末》(工人出版社出版)”。据此信内容判断，包惠僧所撰“二七”回忆文章，也曾刊发在《新观察》上。

　　综上可知，邓颖超致周恩来的此信，当写于1957年(也不排除是在1957年后不久)。

　　而此时，邓颖超再次看到了反映觉悟社成员当年革新精神、革命足迹和闪耀着觉悟社思想光辉的《觉悟》创刊号后，颇感亲切，感慨万千。睹物思旧，抚物思情之余，邓颖超特将已获整理的大字抄稿(也可能是部分内容的抄稿)推荐给周恩来重新阅读，希冀给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带来片刻怀旧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