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水乡朱家铺

　　那时的朱家铺村是个水乡，村里三四十户人家，全住在一个高高的土台上，四面围着一片绿水，远远看去，犹如一个水中孤岛。

　　我的故乡和朱家铺的来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后期。那时在以粮为纲口号下，生产队那不多的土地，见缝插针种下的都是高产但不优质的庄稼，且田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寸草不生。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民以食为天，可生产队里的二十几头大牲畜同样不能一时断了草料，草从何来?有人便给生产队长出主意，与朱家铺村搞互助，用我们的劳力去换那里的饲草。朱家铺人少地多，且低洼易涝，多年来都是只见芦苇长，不见寸苗生，后来搞大生产，毁苇造田，苇没了，田也没能改造好，生产队劳力不够用，顾东顾不了西，田里的草长得比苗壮。我们用劳力换饲草，他们正巴不得。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互利互惠。

　　朱家铺距我们这里二十几里路，那里四水围困，往来的唯一交通工具便是船，好在我们村地处大洼，从汛期开始，村头百米开外便是一片汪洋，放下木船，能撑出二十几里路直抵水乡。

　　朱家铺的乡亲们热情好客，像迎接远来的亲人似的，男女老少一大群自发地早早站在村头迎候，见我们船到，这个帮着搬铺盖，那个帮着拿用具，你拉他拽的，没一袋烟工夫，就将一船人都让到各自的家里去了。虽然我们早有安排，去的人在生产队集体起火，每个人吃多少记数，秋后算账。然而第一顿饭是无须准备的，都被各自的住户家留下，说是客人就得按客待，大老远的来了，没好有歹，怎么着也得吃顿饭，让乡亲们看着脸面上也光彩。

　　我们在水乡的劳动安排是上午帮着人家锄草，下午将锄下的草归拢成捆，然后装船运回。水乡虽然四面皆水，然而也有几片水中高地，种些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因属苇田改造，春风吹又生的芦苇经过深翻后一变而成了草，反而将需要呵护的禾苗欺负得病秧子样又黄又瘦，给锄地增加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可喜的是我们同时又收获了饲草。还有令人高兴的事呢，锄草时，你会时不时遇见鸟雀突然从身边惊叫着飞去，仔细寻吧，草丛中准会有令人惊喜的发现，那是一窝窝鸟蛋，三个五个不等，大大小小不一，大的，如野鸭蛋，比鸡蛋小不了多少，不但在当时，即便现在，也是餐桌上的美味。

　　劳动时，为了便于管理，我们和水乡的乡亲们分开地块干活，只有到了晚间，回到各自的住户，才和乡亲们如同家人，围着小方桌，坐在宽敞的院子里聊闲叙旧，听房东大娘讲水乡的过去和如今，那一段段动人的故事和传说大多都成了我后来写作的素材。那时水乡还没通电，小方桌上放置的，也不是灯，而是房东大娘为我们泡好的一壶枣茶，使院落里拢着一层银白光亮的是头顶上的一轮明月。房东大娘一家三口，大伯是村里打鱼能手，晚上收工后，拎张鱼网，在满天明月的陪伴下撑起自家小船，去不远的水中捕捉鱼虾，有时我们还坐在院里纳凉，大伯便满脸的喜悦回了家，带回来的，还有半盆活蹦乱跳的鱼儿。大伯一家人只留下很少一部分，剩下的，第二天一早，便打发女儿给我们的集体伙房送去。钱自然是不收的，我们没钱不说，也没想过要给钱，觉得那样做，便是伤了大伯一家人的好心。

　　在水乡，最令人惬意的莫过于阴雨天，雨一下，田里的活计便都免了，一村人全被风雨留在家中。坐在窗前听雨声，是诗人的情趣，我们这些甩膀子卖苦力的，可没那个雅兴，我们的兴趣是看大伯还有他那个叫大麦的女儿补鱼网。一针针一线线在爷俩手里翻飞跳跃，只一会儿便神奇般变成一片片细密的网布。补好网，大麦会说，爸，您在家和他们几个中午等着吃鱼吧。大伯会问，就你一人去?大麦也不回答，只在那张俊俏脸颊上抹出一朵红晕。有人就发现，随大麦划船捉鱼的，还有我们生产队里的一个壮实小伙。

　　我们在水乡的劳动，不但收获了饲草，同时还收获了爱情，包括大麦在内的几个水乡姑娘，都在我们去的人里找到了她们的另一半。按说，这是件喜事，应该共同庆贺，却不料为此和水乡断了友情。究其原因，房东大伯道出的苦衷是，人往高处走，谁也拦不住，可话说回来，村里姑娘们一个个飞出去了，剩下的小伙子们怎么办，能眼看着他们一个个打光棍儿?莫怪水乡人寡情，实在是迫不得已啊。

　　我们与水乡的合作虽然只维持了一年，但水乡人红高粱般的纯朴、善良和热情令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