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年底的一天，广播中传来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是我们这些在校的中学生。学校三天两头地贴出布告，把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分配到内蒙古农村和黑龙江建设兵团。而其他兄弟学校的同学有的去河北，有的去山西;一些人则自找门路投亲靠友，把户口迁往市郊农村。这天，我的名字也上了榜，被分配到内蒙古通辽县哲里木盟插队落户。
那时，爷爷已经被确诊为肺癌。奶奶想去学校找老师谈谈，看能不能照顾一下。爸爸说，算了吧，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又不是咱家一个孩子，家家都是如此，大势所趋嘛。于是，家里赶紧给我拆洗棉衣和被褥，又找了个箱子准备装行李。
三天以后，学校通知我们带着户口本去检查身体，如果合格的话，当时就退户口办手续。没想到一量血压，高压160，低压90。大夫皱了皱眉，问：“你的父母有高血压吗?”我一想，爸爸还真有高血压的毛病，每天都吃降压药，因此就点了点头。可心里却十分疑惑，我平时打球、赛跑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啊!大夫让我出去坐在走廊里，过了半小时再进去重新检查，结果跟刚才一模一样。大夫把我的体检表抽出来放到了一边，说：“你先回去吧，下面的项目就不用检查了，具体怎么办听学校通知。”
一个星期后，老师把我叫了去，说：“由于你的体检不合格，学校决定把你列入‘暂缓分配’行列。听说你爷爷得了癌症，回家好好侍候老人吧。如果学校有什么活动，我们会随时通知你。”
接下来的日子里，班里同学除了一些“红五类”留城分配工作，还有几个参了军，其余的人陆续都上山下乡了。每次有同学离开天津，我都为他们送行。
好友家腾动身去通辽时，我一大早就到了他家，帮他提着行李，和他家人一起乘坐公交车前往天津东站。我们站在月台上话别。我嘱咐他，到了那里别忘了给我写信。想到自己本来应该和他一起登程，如今却要天各一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握着好友的手，眼泪夺眶而出。
不久，爷爷就去世了。这期间，学校一直未找过我。我去了一趟学校，见老师正忙着69届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所谓69届，就是“文革”前的小学六年级学生，未经考试便“连锅端”升入了中学，在学校呆了一年，除了学习毛主席语录、写大批判文章外，几乎没上过文化课。按照上级的文件规定，他们当中的独生子女或者是“头大的”——在家里是长子、长女的;如果是排行老二、老三的，其哥哥姐姐必须有人上山下乡;凡是符合这两条的人，可以直接留城分配工作。其余的人和我们“老三届”一样，有一部分去了兵团，大部分也都到农村插队落户。
我们这些“病号”怎么办?老师说：“目前还没有明确说法。不过，你们的档案关系还在学校，当初属于‘暂缓分配’，原则上养好了病继续上山下乡。因此，如果有了消息肯定会通知你们。”无奈之下，我只得怏怏地回家，从此就开始了“家蹲”生活。
每天早上起来，院里的人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一个个都走了，只留下我和奶奶娘儿俩，还有一位邻居老太太。
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既不能去上学，也不能去工作，就这样在家里呆着，那可真有点尴尬。傍晚时分，左邻右舍的年轻人陆续都回来了。晚饭后，大家搬着板凳和马扎三五成群地坐在胡同里乘凉。上学的人谈论着学校的事儿，上班的人则聊起各自工厂里的趣闻。我在一旁根本插不上嘴，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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