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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

我的创作人生——我与《山东文学》

文章来源:养老信息网 作者:冯恩昌 发布日期:2017-04-07 06: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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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创作人生

我与《山东文学》

《山东文学》杂志,创刊于上世纪1950年,第一任主编是全国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在漫长的文学史上,杂志名曾是《山东文化》、《前哨》、《山东文艺》,文化大革命中停过刊,复刊后定名《山东文学》,一直到现在。这是我省最高档次的文学刊物,也是发展历史最长的刊物。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从开始创作起,做梦都想同它取得联系,得到它的雨露滋润。上世纪60年代初,我的梦想实现了,自此我这棵从事文学创作的小苗,在她天长日久地浇灌下,不断成长壮大,在山东逐渐有了一些声誉。

那是上世纪1960年,我在大关公社南蒲沟村任教,听说全国著名诗人、作家、《山东文学》副主编苗得雨来到临朐,那时县里没有招待所,就住在县委大院的一间客室里。这消息令人振奋,欣喜不已,我利用一个星期天骑自行车,行程百里之遥,进城找到了这位大作家。看上去俺俩年龄相仿,都在二十七八岁上,他高个子,白净面皮,身材魁梧,进屋我自我介绍后,他很热情,显得十分平易近人。我把一叠诗稿递上,他粗看了一遍,说:“写的不错,回省给你推荐一下吧!”这次拜访,可说胜利而归,回到学校待了十几天,好消息来了,他推荐的诗歌《瓜豆菜谣》(外一首),在《大众日报》6月14日的《丰收副刊》登出来了,一共43行,在报纸上占了很大的篇幅。想不到我一个初学写诗者,竟然破天荒的在省最有权威的报纸上,登了这么有分量的诗,我真是喜出望外,高兴得夜里睡不着觉。苗主编的推荐,对我来说太重要,不仅是我在省里登作品的牵线人,而且一步登天,成了省级诗歌作者。这在我的创作人生中,是迈出的重要一步。认识了苗得雨,使我的创作有了奔头,充满了美好希望。他在当时冶源公社依托诗歌作者冯汝松,设了个《山东文学》业余诗歌编辑部,让临朐的诗歌爱好者写出的诗歌,先集中到业余编辑部,然后由《山东文学》出刊专页,把我吸收为业余编辑部成员,写的诗歌刊登了不少。《水、肥、土》三首、《镐》《丰收谣》等,都是在专页上登载的。我的作品经搭上这道桥梁,逐步走进了《山东文学》的大雅之堂。1961年9月号《山东文学》登载的《冬瓜奶奶坐花轿》,一家伙提高了我写诗的档次,在全省诗坛产生了一定影响。诗曰:

冬瓜结得大,

漏下竹竿架。

像个青皮大绿碡,

眼看挂不住了。

爷爷编个柳条圈,

三根草绳把它吊。

秋风吹,瓜棚摇,

冬瓜奶奶坐花轿。

小弟弟,真调皮,

找来一支大毛笔。

东抹抹,西描描

画个丰收老人咪咪笑。

发奋创作,就要有决心,有韧劲,有不断进取的精神。我的诗不断登上《山东文学》,杂志的编辑们,对我有了好印象,使我写诗的基础越来越厚实。

走创作之路,自己基础差,水平低,提高慢,唯一的办法就是虚心好学,以虔诚的态度,执着的精神,寻觅伯乐的帮助,老师的指教。我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从干新闻秘书开始,有了去省城的机会。县领导非常重视报道工作,我常常写好稿件,亲自去《大众日报》送稿,去了就住三五天,请编辑对稿件提意见,修改后交上才能离开报社。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每次去济南送稿,都抽空跑一趟《山东文学》社。社址在山东剧院南的省群众艺术馆大楼一楼,从报社坐电车去也要个把小时。在我写诗的年代,到《山东文学》找的是诗歌编辑,当时的诗歌组长张岐,全省著名诗人、作家,重点写儿童文学,有影响的一本书叫《螺号》。诗歌编辑有马恒祥、桑恒昌、张志鹏,后张岐退下来,组长换上了莫西芬。经常登门拜访,送稿子,同他们混熟了,既是伯乐又是诗友,对我发去的诗认真处理,几乎能够隔期发表,一发一组。有一次,我写了一首《荠菜》,编辑打电话问我:“荠菜花是黄色,还是白色?”我经调查是白花,却写成了黄花,回话让他们改了,不然会闹出笑话。人是感情动物,接触时间长了,就会建立友谊关系,互相关怀帮助。那是上世纪1979年秋天,我在省委党校学习,抽空就去拜访《山东文学》的老师们。记得有一天,下午课后,我去了苗得雨家,想说两句话就离开,他当时已干上省文联党组书记,兼《山东文学》副主编,工作很忙。想不到我一进门,正在用牵引之法治颈椎病的他,向在家的儿子发号令:“出去买菜,生熟肉都割点,今晚我和老冯喝两盅!”,我一个县里的业余诗歌作者,没打招呼就来拜访省文艺界的大领导,全国的名诗人,他却这么热情,真使我感动至极,心里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说明他沂蒙山人的高尚品德依然未变,对人太亲热了。饭后我说:“你忙了一天,早休息吧!”他却不让我走,又陪我去看了一场电影,期间说了很多知心话,对创作忒有益。这件事距今40多年了,我记忆犹新。1995年春,省作协举办《山东省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作品评奖》,评委会在评定中,发现没有我的名字,原来是下边没上报,省作协副主席马恒祥先生,立即回家拿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的散文集《沂蒙风情》参评,结果评为二等奖。这件事,也使我深深感到了,伯乐的高尚助人精神。如果一位作者缺乏拜师学艺的正确态度,这样的好事情就难以得到了。

自己虽然是一个基层的文学作者,但能够以不屈不挠的不断进取的精神,谦虚拜师学艺,寻找伯乐,把自己推出去,在文坛造成一定影响,就不可能在文学创作中取得好的成就。《山东文学》不仅是我成长的最好园地,也是我文学创作人生的领路人,坚强的靠山,我永远忘不了她对我的深情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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