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作人生 伯乐——石英先生

我的创作人生

五

伯乐——石英先生

石英先生，1935年生，长我一岁，籍贯是山东龙口市邢家泊村。他13岁参军当“小八路”，转战南北，戎马一生，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散文》月刊主编、天津作协副主席、《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出版专著50余部，约1000万字。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与他联系上的。当时他是天津《散文》主编，我1985年由单纯写诗，也开始由感而发的写散文。想不到我写的《彩色的乡情》(包裹两篇：雨天的垂钓、红扁豆)，发到散文编辑部，很快石英亲自来信告知，拟采用，不久就来了刊物。我真是喜出望外，见了朋友就告知。写散文能在《散文》上发表，很不容易。他是全国最有名的散文刊物，当时发行量很大，在全国很有影响。

我与石英先生，书信来往三四年的时间，他就在《散文》上，给我发表了《故乡的小石河》《瓜棚甜趣》《捉山蝎》《金色的柿乡》《老农的野餐》《旋转的山乡》等十几篇。我由一个普通的散文作者，经散文名刊这么一宣扬，名声大了，档次就上去了，《捉山蝎》曾受到台湾一散文名家好评，说写得新鲜有趣，乡情感人。1985年7月，我去哈尔滨参加中国散文诗年会，相遇了许多全国有名的散文家，我发的散文，他们看了后，都说乡情味浓郁，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开会期间，《散文》那年第七期，正巧发了我的《瓜棚甜趣》，与我同住一室的刊物主编和名作家，看后一致赞扬写得不错，把乡村的种瓜生活写活了。我觉得一个作者的作品，在写作和登载上，都必须攀高峰，名刊发出来和普通报刊就是不一样。因而，写作中立足点要高，眼光要看的远，要有勇气投稿档次高的报刊，如《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散文选刊》等全国性刊物，没有勇气投稿，那么一辈子也不会登上。向《散文》投稿，开始我也没信心，投了去竟然来了惊喜，石英给了我意想不到的帮助。

在我的创作人生中，我同石英只有一面之交。那是，198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在出版《散文之友丛书》，我要出版一本名曰《沂蒙风情》的散文集，有赵海洲、刘增山、子页、和谷、刘志坚、李永文、左森、李萌、韩青9名作家出版了,我是第10本.出这本集子，我首先联系了石英先生，去后找了责任编辑魏久环，签定了合同，住了三天时间,拜见了石英，我对他给于的帮助，表示了感谢。他抽出专门时间，请我和儿子吃了一顿饭，交谈了大约两个小时。他高个子，身材魁梧，红光满面，非常平易近人。因是山东老乡，讲话显得格外亲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他在天津上班，家住北京，往来于京津铁路线上。回县不久，他被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任副主任，负责大地副刊。这样一来，对我的创作更加有利，还是他亲自处理，两三年时间给发表了《春山梨雪》《金色的榆钱》《小蚕姑》《孕育》等十几篇。因《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是全国数一的报，在上面登散文，那是分量很重影响很大的。记得儿童散文《小蚕姑》和文坛泰斗臧克家在一个版上发表，令我惊奇，觉得非常荣耀。石英先生为我发表了这么多的散文，在散文界造成一定影响，我被吸收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有《槐花飘香《山乡新渔歌》《槐谷》等，被《散文选刊》选载和编入了山东出版的散文集。

我和石英先生的邂逅，是一种缘分。俩人原来素不相识，是散文牵线取得联系，互相沟通的。我遇到了称心如意的伯乐，频繁的书信来往中，我看到一位文坛老人的高尚风格，助人为乐的精神。他是我们的榜样，文朋诗友的楷模，80多岁的人了，至今活跃在文坛，到处应邀讲课，继续为培养下一代文学新人做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