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闯关东

上世纪1942年，临朐“无人区”，我家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爷爷和父亲商议，由父亲带领全家成员，奶奶、母亲、姑姑、妹妹和我，共6口人，去闯关东。由爷爷一人守家。那是春节前的一天，我们来到了青岛一客栈在走廊里住下，父亲去找他在青岛干事的一个舅舅，求他援助一些路费。路上无吃无喝，母亲带着她的所有嫁妆衣裳，实在无法子了，就卖上一件换几个钱买点吃的，全家充饥。除夕的下午，父亲领我到海边，在海滩上拾了些烂鱼，回到客栈煮着吃，又臭又腥谁都不愿吃。大约第二天，父亲的舅舅给了从青岛到大连的路费。我们上了一只大船，走进里边无座位的三等舱，船走得很慢，里边不透光线，空气龌龊，人都不适应，到了下半夜，全都呕吐起来，直至吐得动都不敢动了，船舱里吐得有着厚厚的一层薄糊糊，气味相当难闻，但毫无办法，只得硬熬着。一直到大连市的码头下船。父亲又找了他的另一个舅讨路费。一路坐车颠簸人困马乏了，母亲领着小妹，身子抽搐，手脚麻木起来，在路旁等父亲的当儿，带着的盛衣服、首饰的一个包袱被小偷割了，偷去了许多东西，心痛得病了，几乎不能前行。父亲回来后劝她：“再走两个小时，我们就到清源县了，离县城一里路，有个南八家村，就是咱逃荒的地点，坚持着走吧!”清源是沈阳市东的一个县城，有直达火车，我们坐上果然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南八家。在这个小山村里已经住了好几家临朐老乡，有一个叫他二叔的老亲戚陈书功，接着了我们，天已黑了，6口人住下来连个屋子头没有，最后他帮着找了一个场院屋子，不但极小而且听说里面因传染病伤寒瘟疫死了许多人，父亲考虑再三没有别法，硬着头皮住了下来。

关东的冬季，经常冷到零下二三十度，全家人无吃无喝过日子，只得穿村下户讨饭吃，饱一顿饥一顿，谁能受得了。母亲领着我，光着脚四乡讨饭，破衣烂衫浑身冻得颤颤，要饭不是好滋味，穷人家给的极少，富人家多一点，都喂着大狗吓死人，我只得靠在母亲身上躲着点，有时母亲也招呼不了，衣服都被狗撕烂了。屋漏偏遭连阴雨，没用几天，全家人都生了伤寒病。此病当时，无特效药治疗，又加逃荒人无钱买药，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伤寒病得上以后发高烧，鼻子流血，严重时一淌一脸盆，人就昏迷了。如果熬不过去，就只得死亡。我眼巴巴的望着年过半百的奶奶和五岁的妹妹，相继去世了。其他人躺在那间小屋里，治病无钱，吃喝无着落，只得等死。在万般无奈之下，把我那十五六岁的姑姑，卖给了村里的富人家，做了童养媳，换了点钱粮，救了父亲、母亲和我的命。姑姑苦得叫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只得走进受苦受难的地狱。度过难关之后，我们同三四户人家共租了三间屋，合住通炕。父亲上山砍柴，用爬犁运下山来，再扛到县城市场卖了，换点钱买粮食吃。我记得还在屋后边，种了半亩土豆，遇上了大丰收，使全家生活有了改善。虽然能吃上饭了，却仍然提心吊胆，怕染上疾病，把命夺走。记得我生了疹子，“也”下去出不来了，眼看就呜呼哀哉，幸亏父亲找到一个老乡，把自己喂大的一只公鸡送给，父亲拿回家杀了，当即把鲜鸡血灌进我的嘴里，结果救活了我的命。可我们的家庭生活有所好转之时，父亲却遇上了塌天大祸，当时占据东北的日本鬼子，向老百姓拔劳工下炭井，一批批地被抓去，大约1945年的春天，父亲被列上了“黑名单”，不长时间就去赴劳工。那时下炭井，可说有去无回，是死路一条。我家在东北生存不下去了，便决定返乡逃脱。父亲找了一个同村的爷爷冯保俊，让她先带我回老家，减轻些路途负担。那时是日本统治的天下，火车上人满为患，我和保俊爷爷一路之上，被挤在火车的厕所里,幸亏临走母亲给我捎上了一包炒煎饼，还有一小包蒸熟的豆面，在车上饿了吃一点，喝点凉水充饥，就这么硬坚持着，上下车被押车人员，用棍子砸着身上也忍耐着到了青州火车站，爷爷把我们接回了家。

我家闯关东6口人，卖了一人，死了两人，只有3人回到了家乡。这样的结果，是天灾和日本侵略造成的，爷爷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那几年，他一人在家，吃的是草种子和树皮，住的院子里黄蒿没人深，就靠着坚强不屈的毅力，奋斗不息的精神活了下来。我们回到家，说到奶奶的死，姑姑的被卖，他心里痛的流血，恨小鬼子牙根疼，直至1945年家乡解放了，1950年土地改革了，我家分得土地，生活过得才好起来。爷爷却怀念姑姑和奶奶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他终于凑齐了路费，自己坐火车去了一趟东北的清源县，和姑姑团圆了几天，扒坟起了奶奶的遗骨，告别了他的亲闺女，一路坎坷的回到了家乡。直至1956年，他生了绝症，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抛弃在东北的姑姑。他躺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对我说：“我从东北回乡时，您姑去火车站送我，俺爷俩抱头大哭，差一点误了上车。我在车上，望见她一直跟着火车跑着大哭，火车走得很远了，她的哭声还响在我的耳旁”。爷爷说完了这些话，两眼含着清泪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