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上学习班的专业户

　　自一九六九年元月开始，造反派的主要头头，去北京，去军区上大学习班，像我们这些基层的，也几乎是凡有学习班必有我，直到一九八0年，受到党内查看二年和行政降一级的处份，为止，文革给我的恶梦才算结束，中间虽然也没有间断参加生产和工作。一九八0年之后，表面上是彻底结束了。实际上，我还有一个“内控：的金箍咒，其表现就是，每一次公司评技术职称，总是到最后各级评委，通过后而不能盖章，发证我代表公司去北京谈判，订合同并得到各方认可的项目，须要前往国外实地考查，最后出访的名字没有我，我虽然没有追查发向，但心里明白，后边还有上一级无形的眼睛在盯着我。因为我知道上一级的某些人原是想把我定为“三种人”基层党委没有同意。
　　为了不耽误我的时间，我就干脆什么论文也不写了，也不争取参加什么职称评定了，到什么地方，我首先声明，我什么职称也没有，要相信我试试看，不相信不勉强。
　   其实，在新一冶的造反派组织里，我自始至终，顶多算个追随者。
　   何况，十几年的文革过程，从未离开过生产岗位，先后在管理科长，安全科长干校还当个副排长，质量科长，施工科长，计划科长，项目经理等，在运动最紧张阶段，因为工作忙，白天上班，晚上同他们造反派碰个头就是并没有别人认为阴谋活动。可是在各种学习班，没有什么理可讲，就是叫人不停的交待问题，至到上级认为运动该结束了，才放你回家。
　   本来我算是个普通人物，可确被认为是个危险人物，按我自己的话说，这是个疯狂的时代，出了一批疯狂的人，干了许多滑稽的事为止。我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却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丰富了人生，增长了才干，和平时期，许多想经历怕也没有那个机会，所以也可以说收获了一笔宝贵财富。
　   因为我是机关干部，又局造反派观点，所以在机关连窝端的政策下，我们全家都参加应山军营里的斗批改学习班，那时我的三儿子才生下五十四天，就冒着大风大雪上了闷罐子火车到了应山，谁知这小子命大，到晚上辗转到了军营，才敢把包被打开，一包臭巴巴，还给你傻笑。一年之后，到五七干校就没有那么便宜了，二儿子三四岁，在芦苇丛中，蚊子大过苍蝇，不幸得了罕见的疟疾开始医生用奎宁不见效，高烧不止，后来用连霉素青霉素，金霉素都无法止着高烧，大雨不停，泥巴有腿深，连拖拉机都无法开出。眼看医生也束手无策，真是生命危在旦夕。当时有个被监督的刘护士长，她冒险提出，加大奎宁的用药量，来再挽救一次，结果有效，慢慢退烧好转，捡回了孩子的一条生命，可惜因此留下后遗症，耳聋人矮瘦小，成了一个亚健康的孩子。
　　在“五不准”学习班，揭批查或是“清查揭批四人邦”我们听见到的总是一派的人整另一派的，挨整的也总是那些人，所以总是出现歧形状况，严格的时候，单位要专人看守，电灯抬高，只怕出事。叫我交待，那有那么多的内容，只好今天一二三，明天三二一，反来复去的写，还是那些内容，还落个态度较好，因为军代表说，屁大个事，也是天大个事，态度好，天大的事，可以变成屁大的事，态度不好，屁大的事，也可以变成天大的事，不过，我心里始终坦然，我从来未杀人、打人，抢抢武斗，干的都是屁大的事，不怕，要说怕就怕搞运动的那些像神经病的人。明显已经极左，报纸广播里还听到要把他们当日本鬼子打，当蒋介石打，以我的经验，这样下去，必出大事，结果不久，听说跳楼的，跳水的，上吊的都出现了。不得不让运动尽快结束，放这些人到基层去监督劳动。
　　对于那些形而上学的管理者，许多事叫人啼笑皆非，劳动者本来心里有气，没有地方出，只好多出力，多干活，把气出在扁担上，用在锄头上，结果管理者说，你们觉悟提高了，劳动卖力了，欢迎这种态度。真是笑话。
　　　　
　 感悟：文革是一场浩劫，误国误民误生灵，幸被停止，不过还是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