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眼里的知青

　　我曾与几位鲁迅文学院的同学沿西口路采风，路上话题很多，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如何看待知青。

　　我们那届学员，都是各地文学期刊的负责人。山西鲁顺民住我隔壁，擅唱民歌。一日，我俩聊得兴起，他便在宿舍里给我唱起来。一连唱了几首，有的我听过，如“羊肚子手巾”;有的没听过，如“这么好的妹妹见不上个面”。这些民歌，原汁原味，竟唱得我潸然泪下——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唱得落泪。顺民对知青歌曲也很熟，任毅的那首《知青之歌》，还是他从网上给我找出来的。当时他把我拽到电脑前，不容分说戴上耳机，几十年前传唱的禁歌，立刻回绕在耳畔。闭上眼就觉得青春回来了。

　　我与顺民有些渊源。此君河曲人，河曲乃走西口发源地之一。我在内蒙古五原插队，村民多为河曲人。也就是说，顺民的前辈乡党，是从河曲走西口到五原谋生的。河曲与五原，都在黄河边上。黄河流经五原然后东去、南下才到河曲，颇有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的意思。于是，我与顺民，竟有了几分老乡见老乡的情态。想当初我在五原插队，与顺民的前辈乡党一起劳作时，远在河曲的顺民还是猴娃娃(小孩)。顺民知我有第二故乡情结，便与我相约重走西口路，即从河曲到后套，沿当年走西口的路线采风。我们从太原出发，先去顺民老家河曲，然后过黄河一路西行。

　　到了我插队的村里，顺民马上跟老乡打成一片，询问人家祖上是河曲哪个村的，什么年头过来的，也难怪他能写出《送84位烈士回家》这样感人的著作。顺民与我几乎不讨论知青的是非恩怨，他对上山下乡自有见解。他不与我讨论，是否担心发生争执?不得而知。其实我对知青问题是比较冷静的。去年顺民打电话来，说在网上看见一篇北京知青回忆山西插队的文章，他想发在《山西文学》上，托我寻找此人。我求助几位知青朋友，果真找到此人，文章自然也发表了。顺民对知青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顺民得知我们村还保留着当年栽的扎根树，遂建议买下这棵树的产权，见我未置可否，他说“我没开玩笑，买了产权村里就给你保护起来了”。这就是顺民。

　　路过乌拉山时，甘肃女作家向春在此设宴招待我等。原来这里是向春的原籍，她是嫁到兰州的内蒙古媳妇，趁暑假回来省亲，恰好在此相遇。席间自然要唱西北民歌，因每人都得唱，我便用破锣嗓子来了几句当年的酸曲儿：“大青山高来乌拉山低，马鞭子一甩我就回口里;不大大那个小青马多喂上二升料，三天的路程我两天到。”待我唱罢，一旁的向春含泪对我说：“听你唱这歌，不知为啥我总想哭。”——真是大出意料，我几乎复制了鲁顺民给我唱民歌的效果!

　　向春说乌拉山曾有很多天津、北京知青，我的歌唤起了她对过去的思念，幼时与知青相处的情景记忆犹新，知青的生活方式曾是她的憧憬，她说那时特别羡慕知青穿的尼龙袜子。真是沧海桑田，我在乌拉山百里之外的五原当知青时，向春还是小女孩;三十多年后，我与她竟成为鲁院同学。向春有一部长篇小说《河套平原》，写的是走西口的故事。我没有追问她怎么看待知青，如此追问有可能导致言不由衷。听着她用当地方言演绎的后套民歌，把我带回了几十年前的知青岁月。向春是典型的西北女子，端起碗喝酒，喝完酒唱歌，并逐一为同行的几位老知青敬酒，场面甚为红火。这时候，一切追问都已多余。

　　武汉的胡翔，这位将“树”读为xu的九头鸟最为斯文，不过后来他也适应了手把肉和羊杂汤。胡翔爱把下乡说成下放，他好几次跟我说“你下放的时候……”于是我便数次纠正他：“下乡已经够了，就别再下放了。”我们在一起大碗喝酒、引吭高歌的场面令胡翔难忘，他对知青印象深刻，说永远忘不了那些歌、那些酒和那些汉子。

　　此行感慨良多，因为这一切都与我的知青经历有关。如果没有知青经历，即便同学一场，向春未必特意在乌拉山等候;我也不可能相约鲁顺民，从他的家乡，再辗转来到我的第二故乡;胡翔又何苦从武汉飞到太原，跟着我们跑到后套，过了长江过黄河，一路好辛苦。

　　我至今仍在想，在他们眼里，知青是怎样一代人，几近饱和状态的知青文学，还将怎样发展?老话说得好，文学创作没有可以穷尽的题材，只有江郎才尽的作家。在局外人的笔下，如何演绎、解读知青故事，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