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老王给我们那片住户磕灰。大家都叫他磕灰老王。那时平房院里没有厕所,找个旮旯搭个小棚,放个二尺来高的木桶(俗称灰桶子),旁边儿存一堆儿炉灰,大便后铲些盖上。磕灰,就是把各户的小灰桶沿儿朝下用力咚咚地磕进一个大木桶里,把脏灰磕净,再用灰车拉走。老王就干这活儿。
磕灰老王的那辆灰车,除了铁轴套以外,全都是老榆木做的,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该有多笨重。车辕上挂着一只铁罐装着机油,不时地要往车轴膏点儿油润滑一下。我父亲常常望着老王拉着吱吱呀呀满载的灰车那牛样的身步感叹:唉,憨实汉子!这活儿呀,撂给谁都够呛!
天一亮,磕灰老王准把灰车停在胡同口,从帆布褡裢里掏出大海碗,撇着瘸脚,哼着曲儿,直奔水铺去了。水铺是我家开的,他上水铺来跟进家一样。先拧一把热手巾擦过汗,再从怀里掏出窝头掰巴掰巴,掀开水铺锅盖舀一舀子开水一泡,一边儿呼呼地吹着腾起的热气,一边用筷子上下和弄。啃一口咸菜,胡噜一口又烫又软的饽饽,吃得香极了。磕灰老王总是满足的,他说:老百姓嘛,吃饭干活,还想干吗?
我们院儿人多,有一条规矩:上厕所插门,把裤带搭到外边儿,示意有人。一天磕灰老王从早就背着灰桶撇着瘸脚来回转了好几遭,总看厕所搭着一条裤带。中午了,老王倚着我家院的大门框,两眼往院里踅摸也不说话,心想:谁呀,一蹲半天?!磕灰老王瞅冷子看见我躲在旮旯,捂着嘴巴哧哧笑,他倏地睁大了眼,脸涨得红到脖梗子,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嘁……该打!”
只要到做午饭的时间,磕灰老王准撂下灰桶不干了。院子都不大,再支个炉子坐着锅,他绝不背个大灰桶子从人家锅前招摇过市,这工夫他就坐在胡同口大槐树底下,胳膊圈着膝盖垂着头打瞌睡。那可是我的好机会!躲在树后头,顺着老王脖梗子扔树叶儿,取笑。老王刺痒得拱着后背,吭吭地往老槐树上蹭。一回,我父亲见了,一把拧起我耳朵,我疼得直叫,吵醒了老王,他歪了歪头斜着睡眼,直摆手,嘁嘁,赵掌柜,咳,小孩子!后来,街道盖了公厕,磕灰老王也不再来磕灰了。安排他在废品公司上班。
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废品公司的一位干部通知我父亲说:“王宝国同志去世了。”“磕灰老王!咳,怎么没早告诉我?”“他不让,说他在天津就有您这么一个念想,别叫赵掌柜为他分心。”“咳,怎么着我也得看看去!怎么安置?”“组织给安置在烈士陵园了。当年他为了掩护我党一位高级干部,右脚被子弹打穿了,历经磨难,去年组织上费尽周折终于搞清了他的这段历史。按荣转军人对待……”
我父亲落泪了,长叹了一声:“唉,可苦了他了!”从那,他好几天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