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夏秋两季，我每周都要赶到天津市北郊区的一个国营大厂去。那时，我的父亲成了“走资派”。关押在厂的父亲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每周回家和家人团聚，而是经常被带到各大车间或厂外批斗。
我每周周末奔波两个多小时，到父亲的身边，最为要紧的事情就是为他理发。那时，我学会了剪平头，这其中却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抵抗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以免那些斗我父亲的人揪他的头发。这是母亲出的主意，每次我去为父亲理发时，她总是千叮咛万嘱咐，生怕被人看出破绽。
父亲被关在工厂的一个五金库里，他的床就是在钢板上铺几个草袋子，有两个人轮流值班，盯着他。
我到之后，先把水果“战斗烟”递到两个看守的手上，然后问一句：
“我可以给他理发了吗?”
“理吧。”
理完发父亲用手—抓，前前后后抓不住了，就说：“行了，挺好!”
在那苦难的岁月里，我的母亲以她的细心和智慧守护着父亲那颗备受创伤的心。除了让我每周去给父亲理发，她还让我给父亲送去一件坎肩。坎肩的里面藏着一块厚厚的牛皮，恰好护住父亲的两肋。
“文革”结束后，父亲竟没有留下一点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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