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当年同在冀南农村插队的“插友”们聚会,我终于见到了多年未见和我同在一个知青点儿的王刚。
王刚家庭出身不好,因此下乡后下决心脱胎换骨改造自己。1972年3月的一天,大队让王刚去了趟公社,公社书记找他谈话,说要树立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推荐上师范学校,公社看他表现好推荐了他。王刚又惊又喜,觉得总算有出头之日了。可谁曾想,不久公社来信儿,县里嫌他的家庭不够典型,“黑”得不够,另外推荐了一位家庭出身更不好的知青。
从此王刚的情绪一落千丈。没能上师范学校的王刚整天睡大觉不去下地了。队长催他下地,他便摆理由说:“上工一天,工分只值三角钱,每天吃三顿饭,浪费粮食一斤半,不下地可省粮食一斤,值五角钱。所以不下地比下地还合适。”队长听了,对他也无可奈何。
那年我和王刚回津探亲,在火车上我拿出一本鲁迅的小说集翻看,打发旅程。突然有人在我身旁厉声喝问:“你看的是什么书?”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只见一个臂戴红袖章的人正朝我横眉立目。
我急忙解释:“这是鲁迅的书。”“鲁迅是谁,纸怎么这么黄?”纠察厉声喝道:“走,跟我走一趟。”这时,王刚急中生智,从书包里拿出一本红宝书,翻开一页大声念道:“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纠察听完,悻悻地说:“那他也应该时时刻刻看红宝书!”说完灰溜溜地走了。
36年过去了,我又与个性鲜明、正直机智、敢作敢为的王刚相见了。我时常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那一场十年浩劫,如果王刚能读书深造,他一定是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