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护父亲的那个春节

时隔19年后，我再次住进了这所医院，只不过19年前是陪护父亲住院，现在我住院时却已与父亲阴阳相隔。

临近年终岁末，楼上楼下忙碌的缘故，引发了我的旧疾，脚后跟整日胀痛。担心是人到中年后“三高”引起的并发症，况且也早该给长期超负荷运转的身体进行一次“维修保养”。于是，下定决心住了院。

西安西京医院人满为患，恰巧热心友人问到交大一附院有一张床位，于是便欣然前往。尽管差不多有19年没再来过了，可自从走进医院大门的那刻起，熟悉的环境还是令我感慨万千，难以自持，甚至习惯性地踏上了那条曾经走过许多次的通往肿瘤科的小路。顷刻间，我心潮澎湃，鼻子发酸，眼角潮湿，一股浓烈的悲伤感油然而生，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坚毅而慈祥的笑脸。我知道，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觉，是因为我曾在这里陪伴父亲度过了近一个月与病魔抗争的艰难时光。

父亲是1954年入伍的老兵，在青海服役10年，参加过剿匪平叛战斗，2次幸免于难。从副排长岗位上转业时，为照料哭伤双眼的我奶奶，毅然放弃组织安置的工作归乡务农，积极投身到家乡建设中。在家乡，他当过电工，任过两届村支书，还自学了一套适合村民的按摩复位术，几十年里义务为上万人次解除了痛苦。心灵手巧的父亲还是农艺师和铁艺师，制作的自行车儿童座、铜制洗脸盆、铜火锅，方便了乡亲和我们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得知父亲患病的消息，是在2000年春节前，那一年父亲63岁。当时，我参加工作不到4年，结婚刚满1年，在部队任连长还不足3个月。过年前几天，在老家的大姐突然打来电话说父亲时常便血，到县医院初步诊断为恶性肿瘤，或许这个春节是陪父亲过的最后一个年了。来不及多想，我一边给远在西宁工作的妻子打电话要她想办法调班请假回家，一边找领导请假。辗转赶到家时，已是大年三十。那个年，一家人既要承受商讨治疗方案的沉闷，又要极力给父亲营造些年味，每个人心里都像打翻了五味瓶。父亲执意不肯手术，想保守治疗。母亲悄悄告诉我：“你爸主要考虑到你刚参加工作，没攒下钱;而且你刚结婚，因为咱家穷连婚礼仪式都没给办，你爸一辈子性子硬，不想亏欠你们太多，治这病又是个无底洞，他不愿意把你们压得翻不过身来。你爸说，只要你们有出息，他也就放心了。”

在想方设法劝说父亲接受治疗的同时，我们四处托人打听治疗方案、寻找医院。正月初四那天终于等来了好消息，一位好友推荐去西安医科大学一附院(现交大一附院)治疗。熬过“破五不出门”的习俗，年初六在我“先查清病情再决定是否治疗”的鼓动下，父亲在大姐和我的陪同下踏上了去西安的车。检查后，父亲又被我和医生串通好的“只是个良性瘤子，割了就好了。”的谎言骗上了手术台，开始了6年与癌症抗争的艰辛历程。

那天做完检查，父亲围着医院院子里的一株铁树许久不肯离去，之后对我说：“铁树的叶子能做药引子，我寻了好些年，要能找医院的人要上一枝就好了。”第二天回家时，父亲手里多了一枝用报纸包裹着的铁树枝。一枝小小的铁树叶，不仅点燃着父亲活下去的信心，也满足着父亲用它做药引子为周围群众治疗疾病的愿望。出了医院门，父亲几次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在我再三追问下，父亲才慢吞吞地说：“西安的老孙家羊肉泡馍号称天下第一碗，如果一会儿路过能去看看那个招牌也行。”听完父亲的话，我脸直发烧，和大姐生拉硬拽把父亲拖进了老孙家。

检查结果出来的第三天，也就是正月十二，父亲住进了肿瘤科23床，给父亲做直肠癌手术的是一名十分年轻刚留学归来的大夫，他始终面带笑容，一双能给病人带来坚定和安全感的眼睛炯炯有神，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那个眼神。术前的准备工作繁杂而有序，每一次检查触碰到患病部位时父亲都非常痛苦，但父亲始终没有喊过疼。父亲上手术台前的壮举，更让我学到了什么是坚强和乐观，父亲拒绝躺在来病房接他的推车上，执意要从病房走进手术室，尽管医护人员一再对父亲说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但没能说服父亲，于是，父亲手托胃管器昂首阔步走向手术室，像一个战士奔赴战场的画面，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手术很成功。从2000年农历正月十二入院，十九手术，到农历二月初五出院，父亲一共在医院生活了24天。之后，父亲又经过多次化疗，在和病魔顽强斗争了近6年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69岁。

又临近春节，又来到父亲当时治疗的医院，我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反复哼唱着降央卓玛的那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每当怀念父亲时，我总会想起这首歌。那一刻，我的心就会随着呜咽低沉、如泣如诉的歌声在飞奔驰骋，我觉得，我会和父亲相逢在那广阔的大草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