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从废品开始

　　很多年前，院里来了个收废品的，我们一群半大小子围上前看热闹，他推着三轮车，车上全是旧书报。我随手拿了本书翻起来。看了几页，有点儿爱不释手了，收废品的师傅说，别看了别看了，想看拿书来换，两本换一本。我马上跑回家找了两本代数课本，把这本书淘换下来。用现在的话说叫双赢。

　　我淘换来的这第一本书是陆柱国的《踏平东海万顷浪》，这是部长篇小说，一般读者不太熟悉，但若说起里边的人物雷震林和高山，说起老电影《战火中的青春》，相信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会记忆犹新，这部风靡一时的电影就是根据书中的情节改编的。对一个缺乏精神食粮的少年而言，这样的小说读起来很过瘾。英雄与美女、革命与悬念，由这些元素构成的传奇故事，丝毫不逊于多年后才接触的武侠小说。用枯燥的课本换取精彩的小说，心里甭提多高兴，当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成功的事情。由于尝到了甜头，于是就准备好了废旧课本，期待着收废品的师傅再来;后来等得有些迫不及待，索性就抱着废旧书报主动到废品收购站去换小说;再后来，家里的废旧书报终于弹尽粮绝，便想方设法弄些破铜烂铁和玻璃瓶子去兑换;就这样，渐渐地便有了《军队的女儿》、《雁飞塞北》和《边疆晓歌》，而这些描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书籍，非常宿命地集中在我手中，似乎从一开始就暗示着我将来的人生经历——插队落户。

　　我淘换来的最薄的一本书是《军队的女儿》，那也是用两本书换来的，收废品的师傅大概觉得这个交易最合算。全书篇幅不长，约十来万字。当时谁也想不到，这本小册子里的人物刘海英，几乎成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楷模。如果用现在时髦的分类，这本书应属“励志”类读物。

　　当时，由于14岁的年龄和初中一年级视野的局限，很少能淘换来名著。我曾在收废品的三轮车上见到过一函竖排版的线装书，很黄很旧的那种，连标点符号都没有，这样的古董不会进入我的眼界，许多经典被我的无知给遗漏了。但有两本书我始终珍藏着，尽管略显陈旧，甚至残破，却仍在我的书橱里占有独特的位置。这两本淘换来的书分别是《高尔基文学作品选》和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的精装本《堂·璜》。在前一部书里，我有幸读到了《海燕》、《伊则吉尔老婆子》等名篇，这些作品美丽忧郁的气质感染了我;而像《堂·璜》那一类经典，读起来虽然似懂非懂，但那精美的装潢和跟一块砖头差不多的厚重，便明显感觉出它的与众不同。况且我这个平民百姓的孩子，又何曾见识过如此豪华的精装书!所以，捧着这部沉甸甸的书时，心里怦怦直跳，直觉告诉我，这将是我们家最珍贵的书籍了。《堂·璜》是用好几本书换到手的，收废品的师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部书的价值，好像还不太情愿换给我，但最终还是换了。

　　那时候，我家住在台北路与绍兴道交口的一个大杂院里，马路对面就是文联的宿舍。现在想起来，我之所以能从收废品的师傅那里淘换出这么多文学书籍，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熟读了《军队的女儿》、《雁飞塞北》、《边疆晓歌》那些书籍(还有《伊则吉尔老婆子》、英雄主义的丹柯故事，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色经典)以后，上山下乡时竟没有丝毫的犹豫。虽然不能说其中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也无法否认这些书籍潜移默化的影响;换言之，倘若当时读懂了《堂·璜》、倘若当时就能邂逅多年以后才阅读的《悲惨世界》、《静静的顿河》等名著，心态和想法肯定就是另一番情境了。

　　用课本兑换文学书籍的经历，应该是折射了那个时代的某些本质现象，因为学校都停了课，校长老师都被打倒;同时也预示和验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偏科与营养不良。《军队的女儿》后来被一个知青借去未还，因为时间过去太久，我连这个知青是谁都不记得了;《雁飞塞北》在1970年的北京站中转换车时，被什么巡逻队当做大毒草予以没收，当时心情极为郁闷;而《边疆晓歌》则不知所终。所以我很珍惜书橱里那两本幸存下来的书籍，它们既是记忆，又是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