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皮泛黄就是黄书

　　多少往事，与书有缘，因书惹祸，成了我终生难忘的一页。

　　1968年我随支内大军赴江西参加三线建设，舍别妻儿，书便成了唯一伴侣。正值“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看书习文成了随时有可能滑入政治误区的一种风险。我因看了一本扉页泛黄的《且介亭杂文》，被人传去面训，后来弄清，举报人是个目不识丁的造反派小头目，仅因为书的颜色“泛黄”就将我举报，结果闹出笑话。

　　笑话是可原谅的，文盲加无知的悲哀，只能归咎于那个荒唐年代，多少人的灵魂就是在那个年代被愚弄、被扭曲的。

　　我的藏书被人知晓后，借书者甚众，在一般情况下，我总是有求必应。我把借书看作是对精神饥渴者的一种“无私援助”，由此，我结识了很多书友，经常互相交流读书心得，使枯燥乏味的业余生活有了一点生气。谁料，“一打三反”中我成了众矢之的，工作组要我交代传播封资修的罪状。无奈之下，我只得把谁借去了我的《苦斗》;谁借去了我的《青春之歌》，都“竹筒子倒豆子”。

　　满以为自己交代很彻底，不料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位女将跳了出来：“你还借给我看《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呢，你怎么忘了?”女将是财务科会计，与我在同一部门工作，出于情面，我没把她供出，她能勇敢地站出来揭发别人，完全可以理解是“将功补过”的壮举，因为当时她也属“一打三反”对象。我脑中顿时“嗡”的一声轰鸣，全身血液直往头顶冒。我的罪名终因“交代不老实”而升了级。

　　然而命运并不“照顾”这位女会计，我的100多册所谓“封资修”的书籍，与她那着泳装戴墨镜所拍的“黄照”，在“一打三反成果展览会”上同时“亮相”了。

　　再后来，女会计调离单位。临走那天，我们在火车站不期而遇。她局促不安地靠近我，好像有话要对我说，可是欲言又止，是想说声抱歉吗?可伤痛的心灵哪怕用千言万语，都无法弥补。我们只默默相视了数秒钟，她勉强地笑了笑，说：“我调走了……”

　　粉碎“四人帮”，历史翻过了沉重一页，人们被愚弄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读书已不再是一种顾忌，但每当回忆起那段祸从书出的往事，仍然记忆犹新，心口隐隐作痛。